蔡英文挑戰2016，其實是個漫長的加冕儀式，最後一場成立的海內外學術界後援會，理應是皇冠上最璀璨的寶石；然而，學術與政治之間，權力者與知識分子之間，從來都不可能相映生輝、也不該相映生輝的。
與陳建仁都是學者出身，蔡英文對於學者盛大力挺的場合，也許仍感受到敏感性，因此她保證上台後，面對學術界最嚴厲的監督，絕對不會政治追殺，並承諾最大的學術自由；諷刺的是，學術自由或是知識人向權力說真話的自由，從來不該是由權力者賦與的。學術自由在這樣的加冕場合說出，也許保住總統候選人蔡英文的格局，但傷的是知識人的格調。
學者當然可以有政治立場，韋伯雖然認為「先知與群眾鼓動者，都不屬於教室的講台」，他痛斥學者在課堂上談政治，將政治立場灌輸給學生，「是最欺騙性的做法」；但學者還是可以「到大街上去，把你的話公開向群眾說」。
薩依德：知識分子應對抗正統與教條
這是學者的政治自由，然而，要取得知識人這樣神聖的桂冠，面對權力，當然要有更嚴格的自我期許，或許，要如薩依德所說，「在扮演這個角色時必須意識到其處境就是公開提出令人尷尬的問題，對抗正統與教條，不能輕易被政府或集團收編，其存在的理由就是代表所有那些慣常被遺忘或棄置不顧的人們和議題。」
知識分子不只要對權力提出令人尷尬的問題，也必須保持清醒的面對正統、教條、政治正確、甚至國族信仰，英國歷史學者東尼．賈德(Tony Judt)去世時，《經濟學人》的訃聞故事形容他夠得上是大寫稱呼的知識人(Intellectual)；因為，賈德不只是二戰後歐洲史巨擘，他更是有名挑釁的評論者，2006批評支持布希侵略伊拉克的自由派學者，這是向自己人開戰；他支持巴勒斯坦建國，批評以色列打壓反對言論，對於從小就是錫安主義者，曾在以阿六日戰爭自告奮勇擔任翻譯者的賈德來說，這是挑戰自己的國族認同。
在民主時代，挑戰自己人的政治正確和挑戰權力，可說一樣重要，但前者無疑困難得多。然而，挑戰大家習以為常的共識，正是知識分子的責任。
台灣未能建立公共知識分子傳統
在台灣，要出現如西方界定的公共知識分子是困難的，曾經歷經威權統治的台灣，二二八及白色恐怖兩場浩劫，就讓讀書人消亡殆盡，倖存者也只能噤聲；除了少數、個別的知識人外，台灣過去並未能建立知識分子傳統，再起的就是在爭取民主化過程中對抗國民黨的讀書人，然而，他們是雷蒙阿宏筆下的黨派知識分子，過去習於善惡對立的對抗，當他們眼中的「善」成為執政者時，他們即使不會對權力屈從，但他們可能對自己的信仰提出質疑或挑戰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