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酌外國經驗，先進國家多以人民共同資產的角度來看待海洋資源，其中即便漁民經許可在領海內享有設置固定漁網的利益，也鮮有以財產權或準物權視之者；而是以資源競用的角度來評估使用海洋資源的優先列後次序，並對於其因失去原有法定利益部分加以填補或資助。而此時，補償、填補或救濟的措施，都是可以考慮的選項。但重點是，政府的角色為何？然則在臺灣，面對這些相對複雜的法律課題，我國已然在傳統法律社群的詮釋下，以經許可而在領海內設置固定漁網的經營方式為定置漁業，並因其必須取得執照而認定其漁業權具「準物權」屬性；至於在該特許不及的領海範圍外，則是由具法定獨占地位的臺灣電力公司，以「促協金」的名義，透過「協議」來補償漁民的損失。對於前者，我們或許可以本諸法律論述的慣例認可其正當性，然則對於非漁業權所及領海以外水域，若要求政府以公權力，介入宜由參與競標的風電業者與漁民，本諸私法契約來自行商定的「促協金」，則其本質上便有妥適性的疑義。若進一步以國庫(躉購費率)支付，甚至會面臨在私人請求權之法律基礎不明基礎上，動支國庫為給付的合法性爭議。
以公私合夥機制作為解決核心漁業爭議的政策選項
為根本解決這個關鍵的漁業問題，我們必須回歸全民減碳的精神，以銜接因應全球氣候變遷的《巴黎協定》減碳/調適原則，落實《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所定國家減碳目標為主軸，強調發展再生能源與維護環境及漁業永續的衡平，並參採效率、公平、文化以及弱勢族群的需求，來制定與漁業相容的再生能源發展政策。參考一些外國的施政經驗，便有擴大民間的參與，善用「公私合夥」，並強調社區自主、共利的再生能源發展模式足供借鑑。透過這種政策措施，將先以全面性納入再生能源開發計劃對漁業的利弊得失為決策基礎，透過邀請所有利害關係方參與對話，來釐清國家及地方的最大利益，進而以極大化漁民利益（包括漁場經營、資源養護、社區營造及將之導入風機供應鏈或參與經營等）、極小化其損失、優惠其損害填補的方式，來實現尊重少數（漁民）的民主原則，並補償漁業為實現國家減碳目標、能源安全所做「特別犠牲」。在亞洲，同樣面對自主能源短缺、外貿導向經濟結構、自然環境侷限的日本，已經在福島核災後積極投入再生能源的發展，且為加速達到目標，更在修改電業法時，鬆綁小型綠電設施，並鼓勵地方參與這類的「公私合夥」。
其實，鼓勵民間小型綠電發展的最成功案例應在英國。自2010年起，配合2008年以減碳為效益目標的電力市場自由化，5kW以下的家庭綠電設施大幅降低傳統電業調整再生能源配比的壓力，也被認為是英國能快速達成15％再生能源發電比例政策目標的重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