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選擇性的不寬容就這樣和政治人物的刑罰民粹主義相呼應。但不論是何者都不足以解釋半世紀以來所觀察到的演變――我們不能只是像某些人一樣，以民眾的不安全感作為藉口，或是像某些人一樣，竭力揭發精英們的操控。是兩種現象的結合，造就了判刑率的激增。這樣的結合主要以兩種方式具體表現在公共部門的行動中：鎮壓範圍的擴張，以及制裁體制的加重。
一方面，過去不屬於犯行的案件被送入刑事法庭：新的違法行為被創造出來，而某些原本只需罰款的案件變得必須被送入監牢。道路犯罪的情況便足以提供說明。公權力、公共衛生受害者與專家協會的動員，導致越來越嚴厲的法律決議、酒精檢驗可接受門檻的降低、測速器的設置、罰款的制定。因此，道路安全的違法判刑在二十年內增加了一半，而且在近十年間，駕照吊銷後的駕駛判刑增加了三點五倍，導致每年有三千件的實際監禁判刑。
另一方面，同樣犯行的制裁加重：更常判處剝奪自由的刑罰，監禁的時間也更長。多種因素都助長了這刑罰的實務導向。最低量刑的設立在宣判的最低刑罰比例中增加了五倍，並超出了八至十一個月的平均監禁人數；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法令條文廢除後，其影響力仍然持續著。立即開庭審理的判決發展包括嚴峻性的增加，因為據估計在這種架構下宣判的剝奪自由刑罰比例是傳統程序判決的兩倍。權力與輿論的共同壓力，讓法官更常做出監禁刑罰或維持臨時拘押的判決以自保。民眾敏感度與政局的變化就這樣對整體的刑罰制度造成影響。
然而，這樣的演變和作為支持的邏輯並非專屬於法國的特權。具有最戲劇化演變，也最值得研究的是美國。在一九七○年時，美國聯邦與州立監獄有二十萬名囚犯。四十年後，監獄人口已超過八倍，其中包括地方的感化機構（監獄），總監禁人口接近兩百三十萬人。如果再加上受管制（緩刑）或刑罰調整（假釋）的人，已超過七百萬人。在不平等和暴力的增加等背景下，監獄人口的增長（其中黑人人口超出比例地多）特別是更嚴峻法令所帶來的結果，這和刑罰的自動化和加重，以及刑事機構（尤其是檢察官）更無法變通的做法有關。「毒品戰爭」尤其是這刑罰人口增加與分化的雙重進程的關鍵元素。
＊作者迪迪耶‧法尚（Didier Fassin），著名人類學家、社會學家以及醫師，目前任教於美國普林斯頓大學高等研究院以及法國國立高等社會科學院。本文選自《懲罰的三大思辨：懲罰是什麼？為何要懲罰？懲罰的是誰？》（聯經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