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這種輸送經濟利益、爭取人心和改變思想的作法不能奏效，北京還保留許多巨棍，以彌補其源源不絕的胡蘿蔔之不足。中國近年已屢次發出警告，公開宣傳要將上海或天津或兩者打造為全球金融中心的構想，這可剝奪香港最重要、最有厚利的專職。中國若要實現這樣的計畫，就必須實施極具挑戰的改革。然而，許多改革，如准許貨幣匯率浮動、取消其他資金控制、實施更嚴格的財務報告規定等，從長期來看是不可避免的措施，而且確定可以加速推出，以增強對香港的壓力。同樣的道理，雖然在不挑戰中國共產黨的權力之下更難推出，但中國可以強化它本身對財金事務的法治管理。它可以先劃定一塊地區做有限度的實驗，如一九八○年代初期所採行的經濟特區那樣。當年，北京在經濟特區內接受海外私人投資，試行資本主義式的工業生產，不去撼動在國內其他地區所實施的列寧主義制度。
我們不難想像北京會允許外資企業在經濟特區註冊其中國業務，保障它們享有國際標準財務正常程序的待遇。即使在類似作法上有溫和的進展，也會威脅到香港另一個重要支柱：它在中國境內享有的獨特地位，司法上相當獨立與透明。為了阻滯北京類似的改革，香港的菁英會竭力討好北京，包括出重手阻止民間民主革命的要求。香港菁英這麼做，中共就可以免去尷尬及被直接指責其壓制政策。然而，我們也不應該有幻覺，若有需要，北京就會親自出重手壓制。二○一五年和二○一六年的事例已經很清楚顯示，香港銅鑼灣書店因出售批評中國統治者的書刊，五名股東竟然「被失蹤」。其中之一的桂民海雖為華裔，具有瑞典公民身分，因為書店擬出版一本有關習近平情史的書籍，竟然神祕地出現在中國，透過電視螢幕「認罪」，為十二年前一樁交通事故自首投案。二○一六年一月，中國公安部官網也宣布成立一個特別的局級單位，追緝逃出中國國境的「嫌犯」。
中國對香港的言論自由增強壓力，以逮捕書店股東殺雞儆猴，另外又試圖接管大學，使得香港居民對前途抱持悲觀態度。二○一五年底一部電影《十年》意外賣座，這反映出此一微妙情勢。電影分成五段情節，想像二○二五年香港的生活，每一段由一位導演主鏡。其中一段描述普通話取代廣東話，成為香港官方語言，凡是不會講普通話的人，就會被邊緣化。另一段是北京透過趨炎附勢的香港官員嚴重介入地方政府，並雇用流氓恐嚇異議人士。一位觀眾對《紐約時報》記者說：「這部電影提醒我們，再不有所行動，香港將變成另一個深圳。」
珍娜．阿布－魯賀在《歐洲霸權之前》一書中評估香港走向一九八○年代末期的景況，就已預見惡兆。她說，香港的角色「類似『自由貿易區』，主要功能是擔任通往中國的『門戶』，直到最近中國仍限制外國貿易商進出，甚至到今天，還需透過上海和廣州等國際港口通行。因此，香港的繁榮完全繫於它所享有特許而可進出受限的市場。從這方面來看，香港很像巨港和占卑，而這兩座城市的重要性來自其在宋代以前在朝貢貿易上具有特殊關係。我們很容易理解，為什麼這樣的地位在政治上相當脆弱。」
想要生存下去的一個關鍵，也是麻六甲海峽所有買辦國家沒有做到的一點，就是珍娜．阿布－魯賀所說的envaluation，即今人所謂的「加值」。這正是新加坡戰略的關鍵元素；新加坡比香港更富有創新精神，可能是出於一般人所謂的「距離的好處」。有很長一段時間，香港似乎很繁榮，幾乎純粹是因為其扼居進出中國門戶的地理位置，而樂享其成。然而，隨著時間進展，香港因無迫切壓力需要演進或創新，而面臨險峻的代價：香港變得有如巨港或占卑，一個沒有本身腹地的地方，一旦中國本身的改革在許多產業上以低價取勝，香港便只能大量貿易，但生產不了太多東西。反觀新加坡不斷努力開發新的產業，藉重精密的研發、創新的設計和先進的科技，特別重視有高度附加價值的領域。在李光耀父子領導下，新加坡出現獨特的軟性威權主義，目前還能漂亮地勝過自視甚高的詛咒。當然，長期下來新加坡是否能成功，仍然是未知數。
＊作者傅好文（Howard W. French），任教於哥倫比亞大學新聞研究所。曾駐外二十餘年，工作暨旅行足跡遍及五大洲共一百多個國家。本文選自作者著作《中國擴張：歷史如何形塑中國的強權之路》（遠足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