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發展與國家權力
司馬遷在〈太史公自序〉中，自許：「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這句話最能淋漓盡致地描述學術活動的過程與目的。著作（works）和學術（academic）的最大差別是，學術活動被一個計畫性的制度所支持，以從事研究活動與著作產出，逐漸形成文化核心。例如，司馬遷是漢武帝任命的史官，被國家供養，得以行萬里路，念萬卷書，專注於將《史記》精益求精，而流傳百世。再如李白、杜甫、蘇軾等大文豪的共同特徵是被當代皇帝重用，擔任或大或小的朝廷官員，得以獲得從事學術活動的資源。
也就是說，學術活動是因為國家權力的支持，學者被平民百姓的供養，才得以不須從事勞務或財貨的生產，而專心創作。創作的成果引領當時與後代的精神活動（如漢賦、唐詩、宋詞），或促成工藝與科技的進步，更傳承至後代，成為文化的一部分，豐富這個民族的文明內涵。
再怎麼昏庸、惡名、獨裁的皇帝也不會冒名創作
如果一位原本被皇帝欣賞的大文豪，在江郎才盡，逐漸失寵的時候，透過剽竊或買通他人著作，而在朝廷冒名吟誦；這個假設性的狀況讓這位作家獲得皇帝的恩寵，卻是冒著欺君死罪。我們再想像另外一種狀況，因為「三不朽」是「立德、立功、立言」，皇帝擁有最好的權利與機會，為自己「立德」與「立功」。同理，皇帝也有最好的機會命令當代頂尖才子，為皇帝創作詩、畫、文，再由皇帝冒名創作人，讓自己得以像孟子、司馬遷、杜甫…等大文豪一般地「立言」流傳百世。
但古代中國沒有出現上述假設性、沒格調的皇帝與文化，唯一的大文豪皇帝是李後主，他個人的文學才氣不能救國，終致亡國。古代中國皇帝與文人的嚴謹學術態度，成就今日豐富的華人文化內涵。中國、希臘、羅馬都一樣，在文化演化的血脈中，已經形成忠實記錄的紀律，因為這是文化得以流傳的必要條件。如果歷史上曾經存在一個盛行抄襲、作假、說謊的朝代，這種朝代不但滅亡，更勢必灰飛煙滅地不留下任何紀錄，原因是壓根兒就沒有保存的價值，古人不會費心去保存這種「偽文化」。
堅守著作人格權的精神：不抄襲，不作假，不舞弊，超乎生死，穿越時空
學術制度是國家權力與人民意志力的延伸，學術活動積極實踐當代的價值觀，也傳承當時的文化。學術發展是根源於真理追求，人道關懷，人文詮釋的人類共同特質，人性的積極發揮。沒有人願意留下虛假、錯誤的文化元素，而困擾與誤導自己的後代。也就是說，一個人可以篡奪別人的江山，但絕不能冒名別人的著作，更不能竄改歷史紀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