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貧窮、不公不義、人為不平等在世上存在一天，我們便一天不能安枕。」
——曼德拉
一九九九年的秋天，我正準備提出博士論文口考，九二一地震發生了，某一天指導教授鄭瑞城來電：「文蔚，瞿海源教授忙全盟的建構與運作，你能去幫忙嗎？」
全盟是「全國民間災後重建聯盟」的簡稱，是為了救災與社區資源協調成立的民間平臺，我掛了電話就聯繫上瞿老師，下午見了面，立刻就投入辦公室，我放下學位論文，一忙就是十個月。期間聯繫了超過兩百個以上的民間社團，調度資源，提供建議，倡議社區報刊出版，每週還審議各種企劃書，大開眼界，見證了臺灣公民社會的巨大活力。
十個月後，因為人事糾葛，我憤而請辭，在家中賦閒，每日打開電視，看見與災區有關的新聞，自己無力再協助，總是苦痛萬分。就在這個時刻，我開始尋思書寫人生的第一篇報導文學，究竟要揭露黑幕？還是該記錄溫情？在我觀察災後建設的歷程，深知民間捐款得來不易，只要有一絲懷疑，怠惰與批判，往往會招致民眾對公益團體信任感的崩解，於是我決定放下心中諸般不滿，採訪《中寮鄉親報》的編輯團隊與社區夥伴，寫下〈五個女子和一份報紙〉，見證一群異鄉女孩，無懼於天災與地方政治的冷漠，勇闖災區的動人故事。
暑假結束，我到東華大學中文系報到，臨行前向指導教授「告別」，畢竟學了五年的法律，八年的傳播政策，要轉行到文學，有不捨，更有恐慌。鄭瑞城老師用一貫從容的聲調提醒我：「到中文系教書也很好，記得要帶學生讀陳映真的《山路》。」
這句話讓我倍感震撼，原來我以為的「出走」，其實是「回歸」，在文學院，我依然應當懷抱著在傳播學院裡學習到對弱小者關切，改革傳播環境，乃至辯證公理正義的熱情。所以在還是助理教授階段，很多同儕頻頻提醒：「還沒升等過，千萬別多發言，少管閒事。」我完全當作耳邊風，指導校園報，擔任學務處的課外活動組長，創辦數位文化中心。就在我申請「傑出新進人員」的獎補助時，傳出有評委指出：「須老師是活躍的社會運動者，未必是好的研究者。」我遭遇了一次莫名的挫敗。
遭遇挫折不是壞事，不服氣的我就將臺灣社會運動與報導文學的歷史結合觀察，寫出了一系列臺灣紀實文學的論文，論證在每一場成功的社會或政治運動中，成功的領袖人物總有詩人或哲學家的氣息，總是能說出撼動人心的真實故事。我也重新爬梳了臺灣報導文學的歷史，上溯到日本殖民時期吳希聖與楊逵的創作。讀到楊逵說：「在冰山底下過活七十年，雖然到處碰壁，卻未曾凍僵！」相較於自己「玻璃心」碎裂的遭遇，正好提醒我要更勇敢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