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資源的分配是手段，不是目的
在自由、民主、科學化的今天，累積財富不再屬於地主的專利（因為創新活動的生產力已經超過土地），追求知識也不再屬於富人的特權，探索宇宙或詮釋生命的志業，也不再專屬於神職人員。接受國民教育是全體公民的義務，持續追求高等教育則是權利，甚至有要求分配學術資源，以從事學術活動的權利，所謂「凡人民之其他自由及權利，不妨害社會秩序公共利益者，均受憲法之保障。」（憲法第22條）人民有選擇職業的自由，當然包含從事學術工作的自由。
在天賦人權，卻資源有限的限制下，憲法第23條規定：除了是為「維持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者外，不得以法律限制之。」就以「法律限制」你、我分食國家研究經費的事實而言（最近發生的事件，應該導致更多學術圈以外的平常百姓有此納悶！），規範的法令是大學法、各級政府組織法，然後授權各教育與學術層級制定的升等條例、獎助條例等。所謂「法律限制」無非是為追求憲法明示的宗旨「鞏固國權，保障民權，奠定社會安寧，增進人民福利。」更具體的描述是「人盡其才，地盡其利，物盡其用，貨暢其流。」
所以，傅斯年倡導六則治校中的首則是：「大學應該以尋求真理為目的，以人類尊嚴為人格。以擴充知識利用天然，增厚民生為工作的目標。」
學術資源瓜分已成為學術活動的目的，置學術本質於不顧
「依法行政」是法制國家的鐵律！國家資源的分配或教師職位的升等，都屬於國家「行政處分」，必須符合「行政程序法」第一條規定之「遵循公正、公開與民主之程序，確保依法行政之原則，以保障人民權益，提高行政效能，增進人民對行政之信賴。」而且，「採取之方法應有助於目的之達成。」（行政程序法第七條）
為確保行政機關（包含私立學校）落實公開、公平與客觀的著作審查原則（關係著教師升等、計畫經費或獎補助款分配），透過引文索引資料庫，如SCI、SSCI或TSSCI等的量化積分，已成為審查準則。以上就是社會學家韋伯（Max Weber, 1864-1920）所謂的理性化（rationalization）操作程序，達到追求效率、效果與進行控制的目的。
學制、考核、考績、發表篇數、影響係數…等的理性化制度，雖然爭議不斷，卻是人類文明發展至今，所形成的客觀、可行的制度。未來，即使制度再調整，再進步，爭議必然持續出現。即使出現舞弊與包庇「素質差、水準低」（違背大法官462號解釋文）著作升等的案例，但「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第38條規定之「公開、保管送審人經審查通過之專門著作」，讓我有機會詳細檢視某中區國立大學財金系Hsu副教授的升等著作，而揭發弊端。
公開批評與檢討，是進步的動力。但眼前最大的問題不是法令與制度，而是文化與習性，當前已經普遍形成的習性是，將量化的著作績效當作學術目的，而置學術本質目的於不顧。這些習性包含浮濫掛名、浮誇產量，甚至抄襲、變造、假審查等舞弊行徑。
近年發生在日本或台灣科學家的學術舞弊案件，都是由美國的學術評論社群所揭露，再引起亞洲學術界注意。這個事實說明，亞洲人對「發表績效」重視的程度，高於「傳遞知識」的實質學術目的。
*作者為德明財經科技大學財金系助理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