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在香港前途談判期間，中共為求爭取香港民眾支持中國取得香港，就提出比以往寬鬆的愛國定義。他們訴諸文化認同，提出香港人不須擁護共產黨，只要贊同中國對香港的主權主張，亦可算是愛國的香港同胞。鄧小平於1984年10月3日會見港澳人士觀禮團時如是說：
只要站在民族的立場上，維護民族的大局，不管抱什麼政治觀點，包括罵共產黨的人，都要大團結。希望香港同胞團結一致，共同努力，維護香港的繁榮和穩定，為1997年政權順利移交做出貢獻。
而為了統戰香港的自由派，中共甚至暗示在取得香港後，將會推動「民主回歸」。國務院總理趙紫陽在回覆香港大學學生會的信函時，讚揚學生支持中國取得香港的立場，並承諾讓香港享有民主。他於覆函中表示：
我很讚揚同學們基於自己的責任感對祖國恢復行使香港主權、維護香港穩定繁榮所表達的真誠意願⋯⋯保障人民的民主權利，是我國政治生活的根本原則。將來香港特別行政區實行民主化的政治制度，即你們所說的「民主治港」，是理所當然的。
但是中共理解的民主，顯然不是香港人所理解的民主。中國模式的民主，著重的是以團結為力量的集體參與，而非人人均等的決策權。對中國來說，香港最能夠「貢獻祖國」的特點，乃是其資本主義制度。中共根據馬克思主義的教條，認為商界乃香港社會最重要的力量，與此同時他們亦希望香港商人投入資金支持中國的經濟改革。亦因如此，中國在與英國簽署聯合聲明後，就與爭取民主自治的的自由派疏遠，並與商界組成不神聖同盟，在政制改革議題上改採保守反動的立場。
兩種民主觀的對壘
英國在香港前途問題談判接近尾聲時，就像以往撤出其他殖民地那樣，以民主化為解殖做好準備的計畫。殖民地政府於聯合聲明簽署後的1984年末推出《代議政制白皮書》，不料如此就觸碰到中共的逆鱗。中國認為英國是在搞小動作，是想要在主權移交後以另一種方式延續對香港的影響力：在中共的立場看，民主化進程必須由黨國主導，而中共中央在主權移交後必須能夠對香港全盤控制。相等於中國駐港大使的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許家屯，怒斥英國「不按本子辦事」，要將香港變成「獨立政治實體」。許氏於1990年代如此憶述：
這些「懼共」、「拒共」、「反共」情緒，在香港社會瀰漫著。相當多數港人開始希望英國人不要走，中共不要來。後見收回香港已成大勢，又希望英國人多留一點時間；或中國收回香港後，中共不要直接管理，仍由英人管治，或港人自治，以至「國際共管」。
後來，港英政府公開打出「代議政制牌」，「港人治港」又增加了「民主拒共」的內涵──以香港民意為基礎抗拒中國對港事的干預。中英開始談判以來，港人一直希望自己能參加，影響兩國談判，爭取有個好的前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