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 年11月間《自由時報》多篇有關本人的報導，觀點偏頗遠離事實，又涉及我的指導教授黃金來先生。在這段香港不平靜的時候，身任香港城市大學（城大）校長，以師生和大學的安全及穩定發展為優先，延至今日才回應還原真相，希望世人理解為師者堅守的價值與精神。
早於2016年6月5日，我在清華大學畢業典禮上發表「我的老師」演說中已有介紹黃金來教授。他沒有受過政治迫害，留學美國，反專制、反戒嚴，所以被列於黑名單上，得到博士學位，不被准許返回台灣。解嚴後，黃老師終於可以隨自己的意志回故鄉，但是他決定不必回來了。
黃教授不是政治人物、反對暴政，卻不想從這裏面得到任何私人利益。這種崇高的態度值得那些視政治凌駕學術，把政治當做學術玩偶，或者把學術當做政治進階工具的世人汗顏！（演說全文請參閱：「我的老師（一）」 遠見華人精英論壇 2016年7月15日）。
自今年3月香港政府提議推出「逃犯條例」以來，社會動盪，示威遊行無數，警民衝突激烈，暴力不斷升級，大學校園未能倖免。城大遭到史無前例的入侵，除了無形而深遠的負面影響，整修校園費時費力，損失與花費預估上億港幣。
另外一個具體的例子，則是根據香港理工大學的公布：佔據理工大學十幾天的千餘人中只有46人是該校的學生。有外人要求校長公開對談卻又不准許不同意見者參與，當然不必隨之起舞；如此情景，城大並不例外，也有許多不明身份的人士多次闖入校園，阻止對話交流、駐足破壞設施、滋擾課堂教學、竊取腐蝕性化學品、乃至儲存汽油彈。
至於11月11日破壞城大校長室的眾多黑衣人中，一般相信絕大部分並非城大學生；就此而言，如果破壞校長辦公室而得以保全大學，身先士卒，個人並不介意。
生活即教育，連續11年，我每年帶領上千人的城大團隊參加渣打香港馬拉松，這也許是旁人眼中費力的大事，卻只不過是我與眾多學生日常交流的一個小例子。近半年來，我關心師生的安全和福祉，大幅縮減或取消外出，坐鎮大學統籌應變，率先責成兩位副校長在8月中成立「緊急事故應變小組」，與學生教職員交流，提供協調與支援的管道，並在緊急時候清除障礙、維持秩序、安排交通住宿、疏散師生員工。當知悉有學生受傷或被捕時，請學務長即時了解他們的狀況及需要，提出適切協助。
同理，在理工大學被佔據其間，我二度造訪。當聽聞有兩位城大同學被困時，於11月21日，經同意後，進入該校內部，探討對話城大同學、紓解他們的焦慮，並試圖解惑，解他們的惑也解我與同仁之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