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想見，兩種路線帶來不同的政治效果。財政支出的效果是一般性的和短期性的，對經濟發展的效果較為間接。但也不容易建立政府和企業間以及執政者和基層支持者間的恩庇─侍從關係，這呈現為馬時代較為疏遠的政商關係，甚至和國民黨地方派系都漸行漸遠，到後期墜入眾叛親離的困局。相對而言，公營事業的投資是特殊性的和長期性的，對經濟發展的效果較為直接，但也會很容建立政府和企業間以及執政者和基層支持者間的恩庇─侍從關係，容易衍生包庇和貪腐，不僅可能導致效率不彰，更可能因為任用私人，造成被排除在分配圈外者的相對剝奪感和忿忿不平，蔡政府面臨的強烈民怨，很多由此而來。
若以西方社會的標準來看，馬時代的國民黨較偏向大政府，但介入市場的程度比較低。蔡時代的民進黨較偏向小政府，但介入市場的程度比較高。馬政府2014年地方選舉大敗後的樹倒猢猻散，是因其財政政策的進步性而受到懲罰，蔡政府2018年地方選舉大敗後的敗而不潰，則受惠於舊式的籠絡性財政政策，讓基本支持群眾相對穩固。更在其後一年極大化財政槓桿，讓經濟成長和民調支持同步上衝。畢竟，臺灣不是西方，我們的右派不是小政府，而是親商和大政府並進，這是後進國家發展主義的遺緒。這也和我們社會體質有關，因為長期的人情往來和資源分配，總是比流動的政策議題更能建立穩定的忠誠，並在選舉時有效動員。在如此的歷史和文化雙重脈絡下，即便臺灣能邁向左右分立的階級政治，其形貌和路徑也必然不同。
＊作者為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本文原刊《奔騰思潮》，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