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局須就關於發展或營運藝術文化設施、相關設施及附屬設施的事宜，及任何其他管理局認為合適的事宜，在該局認為適當的時間，藉該局認為適當的方式，諮詢公眾。」
當然，政府可以辯稱在篤定於確定地點興建博物館（甚至早已開始設計工作）後，才諮詢公眾也能稱之為「適當的時間」，但未免是強詞奪理。
那麼，為何政府仍然要排除萬難，無視文化界的訴求，急於興建博物館？當林鄭被問及何以不先諮詢公眾時，她作出這樣的回應：「若大家用大半年走這些程序，若有某一方面不同意，就會產生一個非常尷尬的局面。」不少輿論立刻抨擊林鄭，認為她把「怕中央尷尬」置於程序公義之上。左派的《文匯報》立刻為之辯護，認為此次事件涉及的機構，除了國家文化部、故宮博物院，還有西九文化局、賽馬會，外界若把「某一方面不滿意」扭曲為「中央尷尬」，是把事件政治化。但是，理論上諮詢的方向並非「故宮文物應否在香港長期展出」，而是「應否因為故宮文物，擱置西九的大型表演場地項目，改為興建博物館」。就算後者經諮詢公眾的結果是「否」，最多是另覓館址，甚或改建已有的博物館作展覽之用——故宮文物仍會外借香港。不要說中央，筆者想不到會有任何單位會因展覽場地的變更而尷尬。看來，政府「特殊處理」的主因只是為了趕及於二○二二年，則香港回歸二十五周年時落成博物館。若為此還特意建造一所博物館，更可望令中央龍顏大悅。至於剛辭去政務司司長一職的林鄭，是否想借此為自己競選特區首長添分？外人看選戰宛如霧裏看花，大概只有呼召林鄭參選的「上帝」才能知曉，筆者也就不敢定斷了。
以力假仁者霸
無論如何，這種不顧程序、馬首是瞻，甚至阿諛奉承、指鹿為馬的管治文化，在中國見怪不怪，但香港至少在上世紀七○年代廉政公署成立後，依法行事成為了普遍的社會共識。八○年代，鄧小平為了實現統一，提出一國兩制，香港（和澳門）成為了臺灣的示範樣本。時移世易，二○一四年太陽花運動，流傳一句「今日香港，明日臺灣」。同年的雨傘運動，臺灣有不少人士和組織聲援香港之時，亦深感不妙。正如已定居於臺灣超過十年，加拿大資深記者與戰略學者Jean Michael Cole（寇謐將）所言：
「如果能從香港特別行政區看出任何啟示的話，那就是，北京先前保證，臺灣的生活方式和政治制度的完整，都將在『一國兩制』的模式下獲得保障，這其實不用當真，就如同過去北京作過的任何承諾。」
臺灣人眼見對岸的香港，再望望自己家園附近繞行的航空母艦和戰機，以及日趨收窄的外交空間，又會得到甚麼啟發？
*作者為自由撰稿人，現居香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