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學了一段時間，楊逵了解到在無人指引的狀況下學習有其困難。因此，楊逵找上陳庭詩，從旁指導他修習中文。學習時使用的「教科書」之一，正是楊逵已經自行翻譯了一部分、卻始終覺得翻得不到位的〈送報伕〉。
乍看之下，這個動作似乎合情合理，卻有其弔詭之處。戰後想轉以中文延續創作生命的臺灣作家找上中國大陸來的文化人學習中文，當然是在情理之內。但是既然想把中文學好，為何是選擇陳庭詩，而不是其他能聽會講的人？
也許是因為，只有兩個同是失語的人，才能理解彼此的痛苦。一種想為國家人民發聲，卻無人能理解他們嘶啞著嗓子喊出來的聲響的痛苦。那種痛苦和魯迅所說，「困於鐵屋卻清醒明白自己正在受困的人」，又不一樣。那人至少還能選擇是否要叫醒熟睡的眾人，而對於當時的陳庭詩和楊逵來說，他們連選擇的自由都沒有。
數個月後，在一九四六年秋天裡的某日，陳庭詩收到楊逵親自送到報社來的邀請函。打開一看，是邀請他出席慶祝《送報伕》中文版出版的茶話會。由於楊逵之後還要到別處，陳庭詩沒有拉著他多談，只匆匆寫下：「我一定到！」
在王思翔和周夢江的奔走協助之下，茶話會順利地在臺中圖書館如期舉行。陳庭詩到場時環顧了一下四周，臺中的文化界人士沒來幾個，大都是報社裡的同仁。即使如此，親自招待賓客的楊逵夫婦還是不改喜悅之情，鄭重地將六十四開、褐色封皮的《送報伕》，贈送給每一位到場的朋友。
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件爆發。陳庭詩短暫離臺避風頭，之後又回到臺灣，卻因為一九四九年兩岸分治，成為極少數留在臺灣的抗日現實主義木刻版畫家。
同樣在一九四九年，楊逵因起草一篇六百餘字的〈和平宣言〉，呼籲國民黨政府釋放二二八政治犯、還政於民、落實地方自治、實施分配正義，觸怒了當權者，被判入獄十二年。
在火燒島服刑至一九六一年的楊逵，因為政治犯的背景，出獄後無人敢用他所寫的任何文稿。但是，經歷了白色恐怖時期、在平時對政治議題極度敏感戒慎的陳庭詩，一聽聞楊逵出獄的消息，便想方設法打聽到他的落腳處，前往探問。在陳庭詩剛自臺北遷居到臺中時，也常到東海花園探視楊逵。可惜的是，一九八一年起，楊逵因健康狀況不佳，在臺中乏人就近照顧，輾轉搬到大甲、大溪、鶯歌等地由兒子、朋友照看，直至一九八五年過世前不久才回到臺中。
這一對分別立於藝壇、文壇，一同見證臺灣歷史的兩個人的情誼，知道的人並不多，少數人所知道的也僅是一鱗半爪。
＊本文摘自《有聲畫作無聲詩──陳庭詩生命的十個片段》一書部分內容。作者莊政霖1987年生，臺北人，政治大學阿拉伯語文學系、東華大學華文文學系創作組碩士班畢業，現代詩作品散見於《衛生紙+》、《創世紀詩雜誌》，報導文學作品《有聲畫作無聲詩》獲105年文化部藝術新秀首次創作發表補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