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這個毒藥不是他們能公開談論的，你怎麼可能抱怨你一路過關斬將終於贏來的重責大任呢？湯馬斯．傑佛遜（Thomas Jafferson，第三任總統）稱總統一職為「華麗的不幸」（a splendid misery）。出現在他們面前的都是艱難的選擇與高度的風險：簡單容易的決策永遠不會放在總統辦公桌上的。當艾森豪被批評打太多高爾夫球的時候，跟他一向不合的杜魯門卻為他說話：「我確信總統的工作一路跟著總統到了高爾夫球場上……以及他將要去的任何地方。」[16]但他們都有下場的時候，因為他們都上場拚搏過，而不只是站在邊界外。假如有所謂總統俱樂部的宣言的話，那就是敢於挑戰所有只會紙上談兵的將軍及自命不凡的權威專家的老羅斯福總統的那句話：「批評家不值一哂，在英雄倒下後指指點點的也非好漢。榮譽屬於真正在競技場上的鬥士，他的臉被汙水、塵土及血汗所汙損；他勇猛奮戰；他犯錯，又一再地倒地……他，假如勝利，那是貨真價實的勝利；他，假如失敗，至少是奮力一搏後的失敗。」
這也說明了一般俱樂部常有的規範，即他們（也就是總統們）是根據外人所不知情的資訊來行動與決策，並承擔後續的責任，因此他們會拒絕批評後來的繼任者。甘迺迪早在一九六二年就告訴歷史學者大衛·赫伯特·唐納（David Herbert Donald），「沒有人有權力為任何一位總統打分數，甚至差勁的布崁南（James Buchuan，第十五任總統）也是。大家都沒有坐在總統位置上，好好看看總統桌上的信件和資訊，以及了解為什麼總統作了那個決定。」杜魯門和艾森豪在甘迺迪葬禮後一起喝了一杯，他們談論到為何沒有人能真正了解總統們為什麼做了他們的決定：
「我們知道我們做的決定」，杜魯門說。
「我們的確知道」，艾森豪同意。
所以，出乎大家意料，他們彼此都能交換意見：在宣布封鎖古巴的那天早上，甘迺迪打電話給艾森豪，因為它很有可能引爆一場核子戰爭。而當時只有艾森豪一個人真正知道這是什麼情形。「不論你認為你必須如此做的原因是什麼」，艾森豪告訴他，「我確定我會盡我所能的支持。」兩年後，詹森接手，他請艾森豪杜撰一個新聞故事以解釋為何他需要出現在華府，如此艾森豪就能途經白宮然後給詹森很多迫切的指導，即使只是一個週末。柯林頓也會打電話給尼克森說明他的行事曆，諸如他何時起床，何時運動，他工作有多久，只為了知道這樣做到底算不算是一個正常的總統。尼克森逝世後，柯林頓說他有如喪母：「今天我遇到了一個難題。我對與我工作的人說：『我希望我能拿起電話打給理察．尼克森，問他對於我們的計畫他有什麼想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