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七歲的牙醫金石柱溫暖體諒，罹癌康復後回醫院追蹤，感染了MERS。他困在隔離病房，默默與孤獨和病魔對抗，即便履遭病情打擊，依然忍痛強笑、親切待人，不願給別人添麻煩，被護士們封為「微笑男孩」。
吉冬華獨力照顧長年生病的小妹和獨生子，她熱愛圖書倉管的工作，對書滿懷熱情。罹患MERS痊癒後，她喪失一半肺功能、體重瞬間少了二十公斤。但社會出於恐懼，歧視MERS患者，竟然讓她丟了工作，身心和家計都陷入困境。
電視台實習記者李一花的父親癌末入院後驟逝，她和親友陪伴入院，紛紛感染MERS，整個家族有死有傷。她面臨人生劇變，也痛苦自責，似乎殺人者是李一花，她的餘生都得背負亡者的重量，蹣跚而行。
若將這部小說放回社會運動的脈絡中，它引領我們去看：當社會運動被羅織無事生非、敲詐政府的罪名，但金石柱正好相反；當人們說受害者是自己懶或笨才被開除，吉冬華卻並非如此；當社會檢討工會或社運領袖該為抗爭損失負責，李一花絕對不該負責。本書用力的回擊網路與報章媒體的抹黑，以及人們沿襲戒嚴習慣性的切割自保，透過每個角色的生命情節發展，精密回應了各種倫理問題。
受害者不是加害者，創造「一個都不能少」的新社會
南韓國際人權團體工作者嚴寄鎬《痛苦可以分享嗎？》一書，談到紀錄片《共同正犯》，片名的原意為「共同犯罪」。影片描述首爾龍山區居民反拆遷抗爭，被政府當成恐攻鎮壓，引發火災，燒死五位抗爭者和一位警察。但政府未徹查原因就只起訴抗爭者，要抗爭團體主席李中言承認自己是主謀「正犯」，交換其他人減刑，被李中言斷然拒絕，結果全體被判「共同正犯」有罪，被迫為自己沒做的事負責。抗爭者覺得被李中言背叛，找他興師問罪，李中言卻不理會，反而繼續向外界控訴政府拆遷。難道李中言是在利用抗爭者、消費他人痛苦，從中牟利？難道是想逃避罪責、想藉機從政、想領賠償金？
政府正是想要創造出這種誤解，區分主犯和從犯，讓抗爭者施壓抗爭者，透過「囚犯的兩難」的博弈，挑撥猜忌、分化抗爭者互相敵視，最後，視政府為救星。只要被設定議題，只要在抗爭者中區分出「主犯是加害者、從犯是被害者」，政府的責任就看不見了。在本書中，作者同樣戳破「受害者也是加害者」的思維陷阱，意義重大。
本書傳達了深沉的受苦經驗，如同《華麗的假期》、《正義辯護人》、《我只是個計程車司機》、《一九八七：黎明到來的那一天》等南韓轉型正義電影，使我感到「文化是民主化的動力」。從認命接受「註定有人要被犧牲」、歌頌醫療英雄死難的舊社會，走到堅決不放手、相信「一個都不能少」、沒有人該被犧牲的新社會，長路漫漫，需要這樣的作品啟發我們，陪伴同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