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件事容值一提：有天夜深幾許（記得將近十點），李老師突來電寒舍，邀我去他家，謂有要事相商；讓身為小輩的我，甚感意外。原來李遠哲院長有意延攬他出任中研院人文副院長。當時李老師身兼蔣經國基金會執行長，忙於建樹，取捨之間，頗感為難。我雖然建議老師予以接受，到中研院一展長才，但他顧慮立法院問政的生態，終究未能應允。不免影響了中研院人文領域未來的走向。
就私人而言，我之當選院士，李老師鼓勵最多。因為自己深怕落得古人所謂「困於場屋」的衰事，有點怯場；但禁不住李老師再三的勸勉和舉薦，最終不負老師的期望，勉強忝列其間。之間，卻發生了一樁頗為尷尬之事：二○○六年，李老師估計我應會膺選院士，遂將數代相傳的《第一屆中央研究院院士錄》事先題了字，作為慶賀。不料，我又落選了。但是他老人家還是把我找到家裡，將那本原為名考古學家梁思永（一九○四—一九五四）先生所傳承的《院士錄》送給我，以為打氣。我卻因禍得福，獲此至寶。
因我自幼體弱多病，醫療之事，不得已略知一二。李老師晚年稍有病痛，即電傳我諮詢，尤其受封「首席醫療顧問」之後，過從更密。後來李老師因心臟病之故，動了大刀，甚傷元氣，精神亦大不如前。視茫耳聾，備受煎熬。眼看他飽受身體衰微之痛，心裡也暗自難過。每回下班無事，即順道前去探望，李老師始則唉聲嘆氣，惟一旦話及陳年往事、學術佳作，則神采奕奕，幾乎忘記病痛一事。我則成為他最忠實的聽眾。
居間，他與前輩費孝通（一九一○—二○○五）先生晚年相知相惜的情誼，是我最喜歡傾聽的際遇。緣於費先生於文革時期，對外面人類學的發展較為隔閡，李老師的學思經歷恰好補上這個缺塊。
但不可諱言，李老師為台灣人類學的發展確實憂心忡忡，亟怕青黃不接，後繼無人。又，當今人類學的走向，講究的是「反思」，對「田野工作」的基本功反而看輕了。李老師對此一流弊，感慨再三。因此，但願李老師一生心之所繫的民族所，得結合兩者之長，有朝一日，再攀學術巔峰。
（初刊於二○一七年六月，二○一九年七月增訂。）
＊作者為中央研究院副院長、院士。著有《歷史主義與歷史理論》、《優入聖域：權力、信仰與正當性》、《聖賢與聖徒》、《後現代主義與史學研究》、《從理學到倫理學》等書，著作有英文、日文、韓文等多語譯本。學術論著外，尤擅散文寫作。嘗以「吳詠慧」為筆名，出版《哈佛瑣記》，風靡全球華文讀者。本文選自作者新作《學人側影》（允晨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