甫進台大歷史系，頭一年必須修習「人類學導論」，該門課係由人類學系的先生輪流就各專題做講演；居中李亦園（一九三一—二○一七）老師的授課，最為生動有趣，讓我留下深刻的印象。由於考試成績出乎意外的好，曾姓助教還來問我是否要轉系，可是因為和歷史系諸位同學已經有了不解之緣，只好決定留在本系。但受此鼓勵，之後又去旁聽了李老師的「原始宗教」、「人類學方法論」，受益更多。即使到哈佛進修，也一直保持這方面的興趣，常到人類學系旁聽課。日後，我會特別關心儒教的宗教面相，恐怕其來有故。
要之，一九七○、八○年代，李老師風華正盛，與楊國樞（一九三二—二○一八）幾位教授戮力行為科學本土化，厥功至偉。合著的《中國人的性格》成為見證時代的學術著作，廣受好評，學生幾致人手一冊。李老師遂因緣際會成為本土人類學的代表人物，備受推崇。其實李老師治學十分開闊，舉凡南島原住民、漢人社會和海外華僑均有所著墨，真是名符其實「中外兼修」的博雅學者。
由於李亦園老師兼備學問與行政之長，聲名在外，一九八四年，遂受命籌設新竹清華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出任創院院長。後來「歷史研究所」因人事的紛擾，所長懸缺；有天他竟出面力邀資歷甚淺的我擔任所長，委實讓我受寵若驚了。但我慮及剛返國不久，人生地不熟，諸事未備，也就婉拒了他的好意。李老師難免些微失望，但仍囑咐我留在歷史所兼課。再有機會和他接觸是很久以後的事情了。
李老師是位美食家。一九八九年，「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成立，他復受邀擔任首屆執行長；辦公室位於敦化南路，午間休息，他喜歡自己附近閒逛，找個小館子，打牙祭。有次，內人和我剛好路過，巧遇李老師，便拉去一齊用餐，言談之間，備極關懷。其實，李老師一貫對待學生和晚輩十分呵護，就是如此。據告，臨終前數日，有幾位老學生去看他，還一再叮囑著要家人掏錢，請學生去用餐。以我個人為例，老師往生之後，有天前去探望師母。師母隨手取來一個預置的牛皮紙袋，內放有一方極精緻的瓷製硯台，謂李老師想留給我作為紀念，頓時百感交集心茫然，蓋老師不知不文的我乃是書法的門外漢！
眾所周知，李老師為台灣人類學界育才無數。此外，我總覺得李老師對史語所「情有獨鍾」，也先後提攜了不少歷史同仁（例如邢義田、王汎森、王明珂等）。首先， 史語所的創辦人─—傅斯年（一八九六—一九五○）先生恰是他就讀台大時的校長，對李老師愛護有加，因為李老師當時患有肺病，傅校長特別替他每餐加個雞蛋，這在那個兵荒馬亂、物質極度匱乏的時代，不可不謂惜才之舉。而李老師又曾在歷史系唸了兩年，方才轉至始創立的考古人類學系就讀。或許這些緣故，令他始終關注史語所的發展，每每交談，即詢問史語所上上下下的狀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