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舉一例，以概其餘：在《中國都市史》（二○○二）這本名著，斯波便企圖矯正之前過度強調城市的政治與行政性格，而側重城市的商業淵源與功能性。此書志在回應韋伯對中國都市的古典觀點，乃至為明顯。被詢及他為何挑選邊陲之區的台灣台南作為剖析的重點之一，他妙答因那個年代中國大陸並不對外人開放，無法從事田野考察，所以做此選擇。正緣他多番至台南地區進行實地考察，故能做鉅細靡遺的深入分析。而他對「境」的剖析，尤有所見地。
又，斯波收入「岩波文庫」的《華僑》（一九九五），雖是綜合性的論述，但仍能窺見他卓越的史識。斯波點出十六世紀以降，華人離境出外討生活，從「華僑」到「華裔」的不同類型及變化，實一針見血。
按民國初年，王國維（一八七七—一九二七）於其備受推崇的《人間詞話》曾提出「境界說」，倚之品評中國詩詞；殊不知史學作品也有「境界」高下之分。斯波在日本傳統漢學的基礎之上，嫻熟運用鉅量、多樣的中文資料，加上吸收了西方社會科學，尤其是年鑑學派的精華，遂得成就其名山採銅之作。蓋斯波以一人之力，兼治中、日、西方之學，委實難得。余英時師便讚譽他「史學境界」甚高。而詢之日本代表性的學者，均眾口一詞，倘有國際大獎，則非他莫屬！
斯波在本國事業發展的初期，頗受波折，最後方才回歸東大母校任教。之後則出任漢學研究重鎮「東洋文庫」的理事長、文庫長，因經營有方，名聞中外，為士林所推崇。又他得獎無數，胸前掛滿了勳章，二○○三年受邀擔任中研院史語所「傅斯年講座」，甫回國即膺選為日本學士院院士，從此得獎連連，若以天皇名義頒發的「瑞寶重光章」等等。更在二○一七年獲頒日本最高榮譽的「文化勳章」。二○一八年則與美國哈佛大學的宇文所安合得唐獎漢學獎，攀登榮耀的巔峰。
以一個外國人研究異文化，最終能受該文化的肯定，其欣喜可想而知。在唐獎典禮，於他哽咽致詞裡，斯波除卻感謝恩師早年的教導，尚致謝了許多於其問學過程裡助其成學的中外學侶，足見他非但謙遜過人，而且是個情義兼顧的學者。
他外祖父曾在北海道大學的農學部供職，到台灣阿里山調查過林相，受此啟示，斯波遂生一心願，盼望有朝一日得乘森林火車，上阿里山觀遊古木參天的神木區。趁這次唐獎之行，他便立意偕其家人同行，八十八歲的他終得登高眺望日出的美景，圓其長久的夙願。
末了，容可一提唐獎的花絮：原來唐獎教育基金會不敢怠慢獲獎者，故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自然不在話下。但正式宴席拘於形式，累日下來則頗難消受。於是，有晚我便自作主張，邀約斯波教授及其家人出外輕食。「夜上海」餐廳氣氛宜人，佈置雅緻，菜色清淡而有巧思。當晚復有斯波日本友人林秀薇女士穿梭其間，閒話家常，意趣橫生，故得暢懷痛飲，賓主盡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