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政治思想家托克維爾（Tocqueville）19世紀撰寫的經典名著《舊制度與大革命》，對於法國大革命的血腥及殘酷作出精闢的歷史檢討，批評這場經歷綿綿黑暗歲月的革命，為求建立人人平等的新社會以及自由的政治制度，竟在短促之間便忘記了對自由的追求，甘當獨裁者拿破侖統治下的「平等奴隸」，帶來一幕歷史的慘痛教訓。
托氏的分析，擲地有聲。誰知中共卻拿來自我催眠，不容社會出現任何溫和理性的改革聲音。《人民日報》海外版去年初一篇長文介紹時任中紀委書記王歧山推薦這本書時，強調大陸改革已到深水區，必須使出更大力度，「政治改革需要大膽而審慎」，但「只能依靠審慎的進一步改革，決不能誤入冒險激進的歧途」。
何謂「冒險激進的歧途」？怎樣才算是「審慎的進一步改革」？維權律師許志永被重判四年徒刑，之後他率領的新公民運動起碼二十幾人先後被判或被捕，他們提出的教育平權和官員公開財產主張，算是「冒險激進」？這不是與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上提出全面深化改革關於「大力促進教育公平」、「推行新提任領導幹部配偶子女從業、財產、出國境等有關事項公開制度的試點」等規定，不謀而合嗎？如是，是否正如香港媒體批評的，「只許官方肅貪、不許民間反腐」？
西方評許志永案為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案後另一件最受矚目的案件，香港社會雖然只有零星的聲援活動或集會遊行，但這恰恰是一種集體鬱悶的表現。正如有港媒社論指，案件「對港人發出了嚴重警告」，關注新公民運動被拘捕、審訊的人士，也是關注香港的前途、關注港人的命運。
本身為大律師的香港公民黨主席余若薇公開談論事件時，熱淚盈眶，慨嘆同為律師，只是一河之隔，命運卻迴然不同，振臂高呼港人必須更努力「捍衛一國兩制」。五年前曾到北京跟許志永交流的一批香港大專學生，回憶起許的理性和溫和竟也不獲北京所容，對於香港未來落實「真普選」感到很不樂觀。有港媒社論也指許案預警了香港泛民主派人士正擬進行的佔中運動，將被鎮壓。
香港社會氣忿難平，抗共氣氛更濃。中共官媒《環球時報》解釋，許案的判決，與道德領域無關，而是「互聯網時代中國法律面對聚眾擾亂公共場所秩序是否鬆動的試金石」，是法律層面的一次釐清。
中共刑法下的聚眾擾亂罪行，並沒有對於所謂「公共場所」作出清晰定義。《環球時報》的說法，是否意指未來任何互聯網上鼓動大眾上街的言論，都會被視為是煽動擾亂公共場所秩序，要被壓制的「激進歧途」？中共的持續改革，是否像一位香港左派私下說的，「我（中共中央）會繼續領導改革，但你們（民間）得全部給我安靜下來，甭搞亂我的步代」？這豈不正是無論貧富，都是思想上的「平等奴隸」？
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就是最偉大的中國夢。中共自許要走向盛世，中南海銳意改革，毋須懷疑，然而正如托克維爾所說，革命的發生並非因為人們的處境越來越壞，反而當法律的壓力一旦減輕，人們就會更猛力的拋開（舊制度）。「這是一種令人焦慮的追求，引人詛咒過去，夢想一種與眼前現實完全相反的情況，最終造成了最大的動盪和可怕的混亂。」
正是這種對歷史焦慮的焦慮，中國夢的追求下，中共舉國體制顯得如此虛弱，竟連像許志永這種溫和理性的民間維權者也容不下。港人不願意被迫同做思想上的「平等奴隸」，香港的離心力，越走越強。
＊作者為香港時事評論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