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俊權還說，青年的心靈結構也與上一代不同，他們是相對開放的，例如性別議題、民主與國家認同的積極倡議，也很願意透過社會運動或學生運動積極參與公共事務。
「現代青年跟上一代很不一樣。」短短幾分鐘內，王俊權說了不下三次。
當話題轉到「計畫如何真正落實？」面對記者質問，現場氣氛嚴肅了起來。
僵化的輔導體系成障礙
在挑選方案對象過程有兩大關鍵，家長與學校老師。
計畫中，各校會有一名代表受種子教師培訓，並協助教育部把方案落實到各校，但篩選學生的責任是在導師身上，透過深度訪談，再加上客觀評量找出適合的學生，再搭配輔導老師做性向、生涯輔導。最後，因為高三學生普遍未成年，還須要家長同意。
王俊權坦承，過去高中職過度重視升學輔導而非職場與生涯輔導，後者更經常形式化。王俊權回憶起第一次開會尷尬的說：「跟與會老師說計畫要做性向測驗，有老師直言，不就是升學輔導嗎？」
老師們的反彈，不只因為習慣於過去升學輔導風氣，更因平時工作負擔已不輕鬆，此刻面臨升學季，教育部又要求加強「升學以外的輔導」，有點為難。但王俊權強調，慢慢的有輔導老師反省，過去對非升學孩子的疏忽，並開始積極參與，願意來努力看看。
但即使輔導老師願意、有熱誠，也不代表回到各自學校後，會有行政體系支持。「所以教育部要求學校組成5至9人執行小組，並且要求校長擔任召集人帶領大家。」王俊權說。
但真有這麼順利嗎？
借鏡技職經驗，在《技術及職業教育法》第26條中，要求資深專業科目教師，每任教六年須至業界補充半年經驗，但人力貧瘠的小學校對此苦哈哈，表示「原本人力就很吃緊，哪有可能空出人力去進修？」同樣道理，教育部要求各校須組成執行小組，但人力真的都充足嗎？
面對記者質疑，王俊權沈默了一會，坦承教育前線執行面並非順利。
王俊權舉例：「每間學校對輔導的做法、程序都不一樣，甚至連文件格式都不同，另外，導師、輔導老師的分工，行政提供什麼樣的資源，各校都不一樣，教育部只好幫各校統一輔導SOP，以輔導性向不定的學生。」
對於性向不定，王俊權作出進一步解釋：「第一是特定性向能力，例如小時候拼模型很有興趣，一路玩到高中；第二是多元性向，例如數理、文學、美學都不錯，但他想去拍電影，這種孩子是我們計畫最想找的目標；最後則是矇懞懂懂，對升學、就業都沒想法的孩子；原則上我們收這三種。」
基於挑選原則，若已參加教育部產學攜手計畫、勞動部的雙軌旗艦計畫、產學訓合作計畫的學生都會被排除，無法參加。「這計劃一定找得到孩子嗎？坦白說，對於真正想找的目標，恐怕還不到五千名。」王俊權直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