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斷
總之在部分人看來,中共在防治疫情中出現的上述現象,表明存在兩個司令部和兩條路線的鬥爭,特別是習近平的一連串動作和部署,是要扭轉一度被動的局面,重奪疫情防治指揮大權。甚至習最近在官媒上消失多日,也被解讀成權力鬥爭。
很難對這種說法完全肯定或完全否定,由於中共高層政治的不透明,對他們的人事和政策,可以做出不同解讀和判斷,似乎每種解讀和判斷都能找到一些依據。而中共也刻意保持這種模糊和神秘性,為的是讓外界猜不透,雖然極有可能導致在出現重大事故或災情時應對失誤,就像此次對新冠病毒疫情的處理一樣。
判斷北京在這場疫情防治中是否存在兩個司令部鬥爭,首先應明確,這是種比喻還是真的指路線鬥爭的本意。如果是前者,也許說得過去,如果是後者,則需謹慎。中共自己所提的歷次政治鬥爭和路線鬥爭,一般是關乎中共政權在特定時期的政治路線、政治方向的原則分歧,比如毛澤東對王明路線的批判,就是後者主張在抗戰時期一切經過統一戰線、承認蔣介石中央政府的權威,而毛主張獨立自主展開抗戰;毛劉的路線鬥爭則是後者對毛所搞的文化革命等一系列極左做法不理解和不滿;胡耀邦、趙紫陽和鄧小平的路線鬥爭,是他們在政治自由化和政治開放上與鄧小平有重大分歧。以此評判,李和習在關乎中共發展的政治路線和政治方向上似乎沒有表現出原則分歧,至少外界沒有看到李公開提出一條不同的政治主張。至於他心理是怎麼想的,人們無從得知,也不重要。
中共內部當然有權力鬥爭和政策分歧。但自八九「六四」後,這種鬥爭和分歧尚未上升到路線高度,成為外界一眼就能看明白的兩個司令部。當年毛劉公開決裂,除路線外,還包含激烈的權力鬥爭。具體而言,當年中共分一線、二線,劉處於一線,有很多事情他不向毛匯報就直接處理了,讓毛大為不滿,有被架空的感覺。應該說,李、習的權力鬥爭和政策分歧遠未到這個地步,不說習用黨的名義統攬一切,李的個性似乎也不是那種敢無視核心的政治人物。如果說,中共這些年有路線鬥爭和兩個司令部的話,薄熙來在重慶搞的那套倒有和胡中央叫板的意思,他不但提出了明確的政治主張,而這個主張跟胡中央是不一致的,又在重慶實踐其政治主張,明顯要和中央分庭抗禮。
李克強不敢有此「野心」。此說還認為,雖然李習二人在如何應對疫情的問題上矛盾沒有大到兩條路線的程度,然而,李的經濟政策和習有很大不同,李主張市場化、扶持私人企業發展、對外開放以及政府訊息公開、社會分權,跟習強調依靠和壯大國企、自力更生以及黨領導一切,有明顯不同,是潛在的兩條路線。如果發展下去,有可能構成兩人的路線衝突。但客觀地說,兩人在這些方面並不顯得那麼涇渭分明,李克強不是不要國企,習近平也不是不要私企。與其把它們看成路線分歧,不如說它們強調了各自面向。中共這幾年的政策,就是根據不同的情況,在這兩者間搖擺,只不過多數時候以習的主張佔上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