喪失自主性儼然成為台灣經濟的「阿基里斯之腱」，年輕世代的國際生存空間與機會被嚴重限縮。除投資與貿易高度集中在中國之外，更深層的問題是台灣遺忘了擁有技術自主、糧食自主與能源自主的重要性。這些面向的自主能力不僅攸關一國最核心的經濟安全，也決定了國家內部不同經濟部門之間的關聯程度，進而影響整體對外的競爭能力。
以技術自主性來說，一般使用「專利授權費淨支出」指標來衡量，目前台灣每年淨支出約50億美元，也就是製造業每創造100元附加價值，必須付給國外廠商約4元的專利授權費（南韓相關數值為1.6元），所以被判定為「技術高度依賴國」。深究其因，是因為廠商透過投資中國的方式來維持獲利，台灣海外投資相對於國內經濟規模的比率比起日本與南韓至少為兩倍之多，嚴重排擠投入創新研發的意願與資源。
國內糧食自給率以熱量計算則維持在30%上下，為國際超低水準，每年農業貿易逆差約新台幣三千億，但與此同時政府卻花鉅額經費進行休耕補助。能源自主性方面，台灣更是國際間少數幾乎百分之百仰賴進口能源的國家，每年花費購買能源的金額依國際價格波動占約GDP一至三成之多。此外，台灣也高度依賴外勞。目前國內每百名勞工有3.9位是外勞，對照日本1.1位，南韓2.2位，台灣不只必須支付大筆勞務支出給國外，更加重對國內工資水準與失業狀況的打擊。
上述衡量國家經濟自主性的指標，反過來不也說明台灣經濟的高度開放程度？顯然台灣今日的經濟轉型失敗絕非因為開放不夠，而是不當開放的結果。姑且不論歷史因素，統治菁英誤用經濟學理以及貧乏的現代化想像是釀成國家經濟失敗的主因之一。經建官僚動輒引用「比較利益」原則來強調產業集中化與自由貿易的益處，殊不知比較利益只是國家間相對成本結構的差異，台灣高科技業的成本優勢很大部分來自政府在融資、土地、環保、稅收與人才的惡性補貼。這些惡性補貼造成整體資源往特定產業傾斜，表面上形塑出高科技榮景，實際上扭曲的資源配置導致嚴重的無效率。經濟學理中的「貿易移轉效果」，明確指出扭曲的比較利益很可能讓國際經濟整合成為一場「弊大於利」的經濟災難。迄今台灣參與國際經貿的結果，很不幸地驗證這項理論的預言。
惡性補貼不僅造成流血輸出，台灣失去技術、糧食與能源自主性的結果也導致政策工具的侷限性。關於FTA影響3-7%關稅差異一事，有論者提出只要將新台幣兌美元匯率從30貶值到32便有等同效果。對央行彭總裁而言，這項匯率貶值倡議之所以窒礙難行，不僅因為其他國家也可採取相同措施造成貨幣戰爭，施行不當的話更可能帶來輸入型通貨膨脹，導致台灣透過打壓工資而勉強維持競爭力的策略全面崩盤。在台灣高度倚賴向外購買農糧與能源的條件下，新台幣貶值很可能帶來全面性物價上漲，使得多數人所領薪資不足以支付生活所需，加深社會與政權危機。同時，物價上漲也可能增高利率上揚的壓力，削弱央行利用外匯存底與利差賺取盈餘挹注國庫的能力，屆時涉及的不僅是官位權力，一味對富人財團減稅而虛空的國家財政問題也會愈形嚴重。
在積極參與國際經貿過程中逐漸淪喪自主性的台灣經濟發展，猶如進行了一場失去靈魂的魔鬼交易，始作俑者是極端功利、只顧眼前利益與強凌弱的社會達爾文主義，結果不僅讓台灣深陷大國擺弄與轉型失敗的圈套，也限縮了政府可能的政策空間。太陽花學運最難得可貴之處，不僅在於洞穿「自由經貿帶來經濟利益」的謊言，更在於其所展現的社會團結精神，這是重建台灣經濟自主性不可或缺的精神底蘊。
＊吳啟禎 (倫敦大學經濟學博士，台大公共政策與法律研究中心博士後研究)、林敏聰（台大物理系教授，台灣守護民主平台會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