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九日，中國新增九十件武漢肺炎死亡病例，全球合計超過八百人因此逝世，正式超過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ＳＡＲＳ）七七四起的死亡人數。武漢肺炎與ＳＡＲＳ相像，台灣在這十七年來累積的經驗，使得這次的防疫表現可圈可點，令不少公衛與醫界人士讚嘆。
台灣從ＳＡＲＳ學到很多教訓
台大公衛學院院長詹長權指出，台灣在ＳＡＲＳ之後確立發燒篩檢制度、增設負壓隔離病房、編列防疫醫師人力，若新國會開議之後能推動公共衛生師（公衛師）立法，可望讓傳染病防治體系的拼圖更完整。
ＳＡＲＳ病毒一個特性是在病患發燒時才具有傳染力，世界衛生組織（ＷＨＯ）當時就建議各國對入境旅客進行發燒篩檢。衛生署疾病管制局（疾管局）便開始針對旅客全面量測耳溫，體溫超過攝氏三十八度者立即送醫，而後改成紅外線測溫儀，這是首次將發燒篩檢納為邊境檢疫項目。
相較於大多數國家於ＳＡＲＳ疫情趨緩後撤除紅外線影像儀，疾管局反而持續運作，同時要求入境旅客應主動申報疑似症狀，登革熱、桿菌性痢疾等有發燒症狀的傳染病，都曾經因此被檢查出來，近半境外移入案例都在機場或港口成功攔截。
「台灣真的從ＳＡＲＳ學到很多教訓！」台大公衛學院副院長陳秀熙認為，台灣正是得利於ＳＡＲＳ爆發後建立的港埠篩檢站和居家隔離制度。在沒有WＨＯ協助、又無法取得中國第一手資料的狀況下，台灣僅有少數境外移入與家戶內傳染的武漢肺炎個案；相較之下，中國並未落實上述機制。
為因應ＳＡＲＳ而增加設立、近期也被熱烈討論的負壓隔離病房，原理是透過相鄰空間的不同氣壓隔離病菌，同時將室內的空氣經過特殊處理排放，避免交叉感染。根據衛福部統計，全台九三一個負壓隔離病床分布在一一七家醫院，另外還有五○三個普通隔離病床。
疾管局防疫醫師編制不足
目前約千床的隔離病床有近五百床就是在ＳＡＲＳ發生後建置，例如三總澎湖分院原只有一床，至今已經有六床。詹長權指出，當時各醫院要新增隔離措施時，經常遭到地方居民反對，如今卻成為防疫網當中堅固的一環，未遇上大規模傳染病時，則多半由肺結核患者使用。
從邊境檢疫到病房設置，相關單位逐步在ＳＡＲＳ之後沿用並擴充相關硬體設施。軟體上則直接促成疾管局組成防疫醫師團隊，二○○五年成軍時有七人，包含感染、病理、內科等不同專業領域，至今有二十四人，他們都具有醫師身分，被稱為「防疫特種部隊」。
防疫醫師制度習於美國，美國疾病管制中心編制約七千人，約有七百位醫師從事疫情調查工作，他們釐清一群人為什麼會感染疾病，進而加以預防。為因應武漢肺炎，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每日例行記者會上，也都有專業的防疫醫師回答問題。
不過，詹長權也感嘆，台灣防疫人力長期不足，疾管局編制約一千人，僅有不到三十人具有防疫醫師資格，比例偏低。此時公衛師的角色就很重要，公衛師雖然不具醫師資格，卻具備生物統計、流行病學、衛政管理與環境職業衛生等相關知識，可協助更多疾病預防與調查工作。
公衛師可分擔社區與心理支持工作
台大公衛學院副院長楊銘欽補充，武漢肺炎的檢疫與隔離措施日漸嚴格，卻傳出多起居家檢疫、隔離個案離家趴趴走，公衛師可以分擔社區與心理支持工作，擬定相關健康照護計畫，定期視訊關心、宣導防疫事項，將可紓緩民眾因無知造成的恐慌。
公衛師立法是台灣的未竟之業。《公共衛生師法》曾於ＳＡＲＳ爆發之後送進立法院院會一讀，而後舉辦相關公聽會，但行政院又提出對案，進度始終停滯不前。台灣的醫療健康制度揚名海內外，奠基在抗煞過程得到的教訓，改善公衛體系的不足，才能增強防疫作戰的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