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美作家林達在《總統是靠不住的》一書中，提出了「總統是靠不住的」這樣的論點。因為人性猶如洪水，作為個體的人，他功利、自私、利己、享樂，在誘惑面前難以把持，常常會侵害旁人的利益以保證自己的私利，特別是當這個人佔據了一個國家最有權勢的職位的時候，更要徇私枉法了。正如曾撰寫了﹂聯邦黨人文集」的漢密爾頓（Alexander Hamilton）所言那般：「我們應該假設每一個人都是會拆爛汙的無賴，他所做的每一個行為，除了私利以外，便別無其他目的。」所以總統是靠不住的。
那麼如何制約「靠不住的總統」呢？這裡，林達巧妙的用了「一個收銀機的故事」，揭示出了美國憲政制度的奧秘。當店員有小偷小摸的衝動想要打開現金抽屜公飽私囊之時，那麼，就設計出收銀機這樣的機器，迫使雇員按照規矩如實地記錄下每一筆交易。如果違反監管的規矩，那麼現金抽屜即便想打也打不開。既然人是靠不住的，那就「必須用一種機制去篩選不可靠的人，同時用這種機制去限制和規範人的不可靠的行為」。正是在很多諸如「收銀機」這樣的制度制約之下，人們內心中的「幽暗面」才受到限制，不再肆虐為害，而人們自私自利的行為也可以互相牽制，互相抵消，社會的公共利益也因此得以保全。
類似的，經濟學家梁小民也曾在一篇題為《制度比人性和政府更重要》的小文中，用18世紀英國政府如何解決罪奴運輸過程中高死亡率的案例，說明了制度的重要性。1770年，英國政府宣佈澳洲為它的殖民領地，並開始將判了刑的罪犯一批批地輸送到澳洲。運送罪犯的工作由英國私人船主承包，運費是按上船的人頭結算。由於船上擁擠不堪，營養與衛生條件極差，結果導致罪犯在航程途中平均死亡率達到12%，單船的最大死亡率達到37%。當時英國到澳大利亞的罪犯運輸之路幾乎成了一條「藍色死亡之路」。
那麼如何解決這一問題呢？一是進行道德的說教，寄希望於人性之善；二則是政府干預，以法律條文的手段促使私人船主改善船上的衛生條件。但事實上，當時既沒有出現乞求船主大發慈悲的一幕，英國政府也沒有制定相關的法律規定，而只是改變了運送罪犯的結算制度：政府不按上船時運送的罪犯人數付費，而是按下船時實際到達澳洲的罪犯人數付費。新制度由此顯現出了強大的動力，運往澳洲罪犯的死亡率下降到1%。在這一過程中，並沒有改變船主的貪婪、利己、趨利，而罪犯死亡率卻得以大幅下降，這正是得益於制度的巨大力量。
回到香港街頭這一泡尿的問題上，我們可以很清楚地看到，這一問題的出現並不應該僅僅怪責於內地人的素質低，亦或是檢討政府對於文明禮儀的宣傳力度不夠深入，而是應該去反思香港政府在制度建設上的缺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