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月13日，就香港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問題，兩名主管香港事務的官員—中國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王光亞、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兼《基本法》委員會主任李飛與香港立法會泛民議員正式舉行會晤。一如會前預料，雙方基本上各說各話，在特首候選人提名方式、特首是否必須「不能對抗中央」等關鍵問題上，沒能達成共識。香港和北京、香港社會內部對於普選的爭議和矛盾可能將日趨激烈，並可能撕裂社會，香港能否在2017年實現真正的普選，仍任重道遠。從香港普選的爭議，可以看出兩岸三地真正「統一」之難，難在何處。
「不能對抗中央」的設限是否合理
這一波香港普選的爭議，是由此前喬曉陽（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主委）和李飛代表中央的表態—「行政長官必須由愛國愛港人士擔任。換句話說，與中央對抗的人不能擔任行政長官」—引發的，先看看這樣的設限是否合理，這樣的表態是否有必要。
其一，何為「與中央對抗」，究竟由誰來判定？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存在矛盾，各級政府與普通民眾存在矛盾，本是常事，世界各國都有。那麼，哪些方面的矛盾可稱之為「對抗」？哪些不是？怎樣程度的矛盾算得上「對抗」？怎樣程度才不算？究竟又由誰來判定？比如，「中央」對很多肆無忌憚侵害民權的惡行置若罔聞，很多港人卻對此大聲抨擊並全力支持受害者討回公道，還嚴厲批評中央不作為，批評政治體制的僵化、野蠻與落後，批評政治改革的停滯，這是否就是搞「對抗」？
很多中共官僚就聲稱這些維權者就是「敵對勢力」，「境內外勾結」者更是極度「危險」、罪無可恕。又如，中央對「反右」、「大躍進」、「文革」、「六四」設歷史「禁區」，很多港人卻認為必須直面歷史才有光明未來，並且勇敢就這些問題獨立展開研究、發表觀點、集會紀念，這是否就是搞對抗？李慎明（中國社科院副院長）之流就信奉「滅國先滅其史」，認為深究歷史問題就是「要醜化一個國家的人民，甚至是不惜一切代價醜化領袖人物」，「這是國外敵對勢力企圖分化他國最直接、最有效、投入最少的攻擊方式」。
再如，中央決意要把普選拖至2017年，而且到時能否真正普選都還可能被隨意增加很多未知數，很多港人卻認為香港在2007年就已經具備普選條件並奮力爭取，這是否也是對抗？——這些港人早就成為中共大員眼中的「敵對勢力」了。…… 即便喬曉陽講話中提到的何俊仁，喬說何在搞「對抗」，何先生說自己不是，而只是正常行使法定的批評反對權，批評與反對也是愛國愛港。那麼這時，又由誰來判定是非？當然，在絕大多數法治憲政的國家，這類矛盾通常可由獨立公正的憲法法院作判定，那麼請問，中國可有憲法法院？而那個充斥著百分之八、九十中共官僚大款富豪、絕大多數「代表」從來只會舉手不會反對、每年開會都要防民如防賊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委會，是否有足夠能力與公信對此作出判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