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丁丁打電話，是很久以前的事了。自從他用上了手機，我就很少再與他通話，我只能適應他在座機裡的聲音，輕快隨意的語調，而且似乎可以不限時間地打下去。我們大概有三四次說了一通宵的話，話題始終是我們剛認識時的那個：書、作者和他們的故事。
有一次，我們交換了對卡繆《第一個人》的看法，這是一本尋父的書，卡繆的父親死於馬恩河之戰，屍骨無存，把加繆的心裡挖掉一大塊。丁丁說，卡繆在正文裡寫他的外祖母和母親，而在一個腳註裡講了講他的父親——他有父親飢渴症，他說：我從一開始，還是個孩子的時候，就得設法自己來搞明白什麼是對的，什麼是錯的，因為我周圍沒人能告訴我。現在一切都在離我而去，我意識到，我需要某人來指點我，責備我，讚美我，不是以權力，而是憑著權威。我需要我的父親。
《第一個人》是我很喜歡的一本書，在讀之前，我就知卡加繆是個失怙的男人，但不知道，這一層背景對丁丁的意義完全不同於對我。初識他的時候，他剛從待了三年的南半球回來，像每一個21世紀初負笈海外的中國人一樣，他沾染了說話搖頭晃腦、步伐有些散漫等等自由社會中人的表面特徵；他到一個以美國人為主的外企就業，總是穿著在我看來很不合身的豎條白襯衫。有一次我還到過他家裡，見過他微微下垂的書架擱板，以及他那位幹部模樣的母親；和大多數中國男孩相似，他也用那語氣同母親說話，每句話裡都會含有輕微的譴責：「行了，你省省吧。」
丁丁很樂觀，他有一句包治百病的安慰語：「年輕嘛。」你考砸了？沒事，年輕嘛。你嫌工資太低？沒事，年輕嘛。你英文太差？年輕嘛，有的是時間。我們幾個朋友在一起的時候，他總會說很多話，表達每一個看法之前，他都會從微豐的身軀上抬起右手，伸出一根手指。終於有一回，不知因為什麼話趕到了一起，一貫樂觀的丁丁，羅列了他十幾歲時的一系列受挫：考初中時被黑手坑了；在學校裡，一次大病毀掉了一個學期；家裡著了次火；然後，「我到高中的時候又遇到父親去世。」
其他人都沒來得及作出恰當的反應，可是丁丁根本就不期待那些。因為他說得那麼輕鬆，就像在說「我昨天又丟了十塊錢」一樣。那之後，我又聽他說過幾次「我父親去世」，每次都是那樣的語調，這個不太好的現實變成了他的過去的一部分，他好像從未像加繆那樣，為此飽受折磨。
我同丁丁一起出去過幾次。他經常出口諷刺在他看來俗氣的東西，比如，看到路上開來的一長溜婚車，他便從鼻孔裡彈出一團鄙夷的氣體。對婚姻禮節之事，他總是願意盡挖苦的本分；婚車上一般都有春藤一樣繞過車體兩側、一直延伸到車頭燈兩端的粉色裝飾帶，他說，有了這東西，那轎車看上去就像一條雪納瑞：「新娘騎著狗，婚禮一定很熱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