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是一個很有趣的民族，盡管他們天然資源匱乏，同時又充滿天災，但他們對於災難特別地敏感，從每次災難前的預想，或是發生之後的反省，都會從中學到教訓，因此在法令與政策上，都會因應可能發生的災害或是已發生的事故進行修正與更新，而這或許和媒體所帶頭建構的「災難記憶」有關。
下星期就是東日本大地震屆滿六周年的日子，或許可以從這六年的媒體觀察中看出端倪，事實上不只是311前後日本媒體會大量製作有關於災後重建的相關專題，在平日的媒體報導中，對震災的相關新聞報導也多有著墨，之所以如此，或許與「媒體」自身定位與想像有關，因此，本次的「媒觀編輯室」想與大家一同思考，媒體在災難與國民記憶當中扮演的角色。
其實，媒體在災難事件當中，既是訊息傳遞者也是監督者。作為訊息傳遞者時，媒體必須傳遞給民眾有用資訊，並避免引起大眾恐慌，同時保障受難者及其家屬之基本人權。而作為監督者，媒體則必須報導有關當局，在災害發生時的相關政策與措施，是否違反公共利益，及災害結束後的相關措施是否得當。
在上述的新聞倫理當中，日本媒體絕對扮演很好的訊息傳遞者。在東日本大地震時，可以觀察到日媒報導：冷靜、沉著、不引起大眾恐慌、沒有侵入式採訪，最重要地，傳遞了有用的資訊等。然而，日媒卻未必扮演良好的監督者，舉例來說，首先是廣告預算的壓力，日媒可能同時面對福島第一發電廠、東京電力公司與安倍政權的廣告預算要脅；其次，日本記者多有同業（如記者俱樂部）壓力，讓他們不敢「有力」的監督政府。如上述的諸多問題，無法在本文中一一列舉，然而若要做綜合評比，日媒在報導災難新聞時雖然稱不上一百分，但是至少及格。
反觀台灣，媒體在災難新聞當中若要從「訊息傳遞者」與「監督者」進行評比的話，到底會拿到幾分呢？或許閱聽人們自有公斷，但是有幾項觀察可以向諸位讀者們報告。六年前東日本大地震時，媒觀就收到不少在日本的台灣留學生投訴，指出台灣媒體，在報導東日本大地震時，不論在主播的播報口氣，還是畫面與配樂上，都過於恐慌，以至於讓留日學生，收到不少來自台灣家人與朋友的「過度」關心，讓他們不堪其擾。這樣的跨國投訴，點出台灣媒體在報導災難新聞時的問題：傳遞資訊時夾帶恐慌是否合適？
這樣的問題意識，是媒觀成立「草根監督觀察團」的重點之一。「草根監督觀察團」監督了「澎湖空難」(2014年)與「美濃地震」(2016年)，儘管媒體已經啟動自律機制，然而民眾在回饋問卷中仍指出：媒體在報導時仍會煽動情緒與訴諸感官，同時訊息過於單一，也無法傳遞有用資訊，並對傷亡者與家屬不甚尊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