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別是長期被視為下一代領導人的一舉一動都更是被外界放大鏡般的審視。因為隨著十九大的臨近，西方早就把下一代領導人作為衡量中國體制是否變化的標竿：如果沒有下一代領導人入常，說明任期制會被打破。如果仍然是長期以來所認知的候選人成為下一代領導人，說明執政黨仍然是沒有人能夠指定接班人，仍然是集體共識在起作用。如果是新人，則說明相反。
以我個人的觀點，任期制解決了中共的權力制度化交接難題，提高了中共內部的凝聚力和外部的合法化，更是中國1989年以後政局穩定的最重要原因。所以，任期制根本沒有改變的可能。至於是誰成為下一代領導人並不重要。我反到認為，兩會是中國體制的主要特色表現，但來自兩會的領導人成為中央委員會成員的比例長期偏低。比如十八大中央委員會，來自國務院的有51人，地方政府57人，軍方是41人。但人大政協僅有4人，甚至少於社會組織的6人和國企的7人。
其次，自十八大以來，中共的主要精力是反腐救黨，挽人心。從這近五年的實踐來看，確實出乎外界意料的實現了預期目的。這一仗，不僅展現了中共強大的執政能力，也增強了各界的信心。但另一方面，同樣是中國制度模式重要合法性來源的經濟發展卻一直處於下行狀態。
這既有反腐的副作用----地方政府和官僚階層的非正常激勵機制消失，新的激勵機制又沒有建立起來，過去政府龐大的消費也暫時無法被填補，也有經濟週期的自然原因，更有國際形勢動蕩和惡化的原因。但由於反腐的合法性不能代替經濟增長的合法性，更由於中國經濟對全球的重大影響，也由於黨代會前經濟往往會較高速增長的「政治現象」（如同西方大選年往往會刺激經濟增長一樣），所以本次人大會全球都會關注中國的經濟舉措。比如總理政府報告提出的增長指標以及各方的用詞。
第三，從台灣的角度講，這也是民進黨執政後大陸第一個兩會。處於僵局的兩岸關係如何破題，特別是統一的緊迫性比過去大大增強，習近平又是一個強勢有為的領導人，大陸會否有新的提法，都非常值的期待。更何況台灣問題還直接影響到中美關係的穩定，中共在此議題的任何做法都有向美國「表意」的味道。
最後則是，2016年10月六中全會首度提出「以習近平為核心的黨中央」，但之後並沒有過多的使用。這自然也引起了外界的猜測。有人認為是主政者的自我約束，避「個人崇拜」之嫌。也有人認為說明習近平仍然面對太多的阻力。哪麼在這次兩會，自然也會關注這一提法的應用度。
應該說，考慮到中國的政治體制特點以及真正「政治經濟學」的特色，本次兩會確實不可能無視十九大的因素，也是解讀十九大的一個重要窗口。同時也由於中國已是全球化的一部分，中國的內部事務既受外部影響，也有強大的外溢效應。這兩方面的變化都一起構成今年兩會的特殊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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