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的馮友蘭，自我反省之餘，曾寫下「若問道術多變化，請向興亡事裡尋」的詩句。胡適與朱光潛的關係，似乎也可以用這句詩來形容。兩人關係也隨時局的變幻而多次變化。
當胡適發起的新文化運動，提出「選學妖孽」、「桐城謬種」的口號時，朱光潛對新文化運動充滿了反感。畢竟，朱光潛是安徽桐城人，從小接受的就是桐城派古文的教育。不過，他很快適應了新文化運動的潮流，也開始動手寫起了白話詩。對此，朱光潛回憶說：「我看到胡適提倡白話文章，心裡發生過很大的動盪。我始而反對，因為自己也在『桐城謬種』之列，可是不久也就轉過彎來了，毅然決然地放棄了古文和文言，自己也學著寫起白話來了。」
逐漸適應寫白話文的朱光潛，很快以《給青年的十二封信》震動了文壇，他的文字娓娓道來、筆法深入淺出，很快成為新一代青年的偶像。此時的朱光潛，正在歐洲留學，並完成了《詩論》的初稿。而恰恰就是憑藉《詩論》，朱光潛贏得了胡適的青睞。對此，朱光潛回憶說：「我的一位高師同班友好徐中舒把我介紹給北京大學文學院長胡適，並且把我的《詩論》初稿交給胡適作為資歷的證件。於是胡適就聘我任北大西語系教授。」
1930年代，擔任北大文學院院長的胡適，希望在文學院推進新文化運動，他解聘了老輩學者林隕，將周作人、梁實秋、徐志摩等人聘為研究教授。在胡適看來，朱光潛無疑是繼周作人之後非常優秀的文藝理論家。
朱光潛到北大後，在胡適的支持下，很快成為了《文學雜誌》的主編，他們所組成的京派文學家團體，與上海的以左聯為首的海派作家遙相對抗，成為1930年代頗有影響力的文學派別。
1934年，北大法文系教授梁宗岱婚變，梁宗岱的妻子在胡適的幫助下，與梁宗岱打官司。這一時期，胡適成為梁宗岱妻子的代理人，而朱光潛則是梁宗岱的合法代理人，兩人曾就梁宗岱的問題進行商討，使事情順利解決。事後不久，梁宗岱被北大解聘。
1932年12月9日，一二九學生運動爆發，針對學生的反日愛國行為，胡適有保留地支持。在胡適看來，盲目地罷課行為，不但不會救國，還有誤國之嫌。對此，北大校長蔣夢麟於1932年12月31日展開北大全體學生會議。會議上，胡適苦口婆心地勸誡學生，結果卻遭到了有政黨背景的學生的噓聲。當時，朱光潛也在現場，他站在胡適一邊。1951年11月26日，朱光潛在《人民日報》發表《最近學習中幾點檢討》。文中說道：「記得抗戰前有一次胡適在北京大學三院演講，勸學生不要罷課，當場就有許多學生在下面噓，我心裡很不舒服，以為簡直是胡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