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立法者以「重罪原則」作為限制監聽強制處分權的意義，就是出於比例原則的考量，維護人性尊嚴、個人主體性及人格發展之完整。秘密通訊隱私權為「保障個人生活私密領域免於國家、他人侵擾及維護個人資料之自主控制，所不可或缺之基本權利」（大法官釋字六０三號解釋），衡量其侵害不可回復性，不能允許所有犯罪都能以這種偵查手段調查。通聯紀錄是監聽通話內容的附屬或前置處分，更是國家藉此掌握人民行動自由、侵害資訊自主的監控作為。所謂的輕罪保護的法益，相較此等隱私權的侵害，只能退讓。先不談被害人可以調取自己的通聯，偵辦竊盜、詐欺犯罪，本來就有搜索、扣押等其他強制處分或手段可用。令人納悶的是，通聯證據在此類案件的偵審實務究竟能發揮多少功能？沒辦法調通聯就破不了案？這種恫嚇，徒然斲傷檢警自己的公信力，實在沒有必要。
為此，法務部七月十八日還特別發新聞稿表示：「行政權只要需要，就可調取通聯記錄，不受任何限制。反而是為維護治安，懲治犯罪的偵查權卻處處受限，豈不輕重顛倒？」。我們要嚴正指出的，行政權調取通聯紀錄也非不受限制，只是不受《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的限制，仍需有其他法令為據。而所謂犯罪偵查的處處受限，不過就是基於「法官保留」的要求。正因為監聽此類強制處分權對於人民基本權侵害甚烈，若非特偵組違法濫權，人民還不知道國家假偵查犯罪行政治鬥爭如此昭然若揭。至於所謂輕重顛倒，並非對於偵查行為過嚴，而是對於行政機關的其他行為限制過寬，這當然是要一併檢討之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