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回顧近代以來的庚子年，發現都與國難、社會巨變相關聯，1840年鴉片戰爭，1900年義和團匪亂造成多國聯軍進入京城，1960年是中共製造的大饑荒，2020年，武漢疫難又一次重創中國。
這些國難都是外在力量或自然力量造成的嗎？1840時代如果大清不是封邦鎖國，會有鴉片戰爭之難？1900年不是當局利用暴民義和團「扶清滅洋」，何來列強「辱我大清」；1960年前後的自然災害，實為黨政之禍，與自然災害無關；現在的武漢疫難，官方又一次將病源體鎖定在自然動物身上，但種種跡象表明，病毒研究過程與實驗動物的處置都存在重大問題，中共軍方是不是參與研究生化武器，也是疑點中的疑點。
上述四次庚子國難的根本原因，如果分析當政的國家元首，一個詞評價他們也許恰如其分：腦貧困（嚴重的認知缺陷、知識與智力匱乏）。對世界、對現實、對災情與疫情的錯誤認知與應對，是造成國家災難的根本原因。
大清的兩個庚子年（1840、1900），最終決定了大清的命運，現在中共的第二次庚子年，習近平個人的權勢會受到怎樣的影響？中共治下的國運是不是會由潰而敗？
習近平遭遇疫難，李克強當不成小組長
中共的人大與政協「兩會」開與不開，其實沒有什麼影響，本來就是一場勞民傷財的政治舉手秀，習近平更多考量的是形象與威權受損，現在我們看到中辦與中宣部啟動了又一番宣傳習共中央在決策方面的完全及時正確，用宣傳氣勢來壓倒責問與批評的聲音。
庚子年本應是習氏的偉大領袖造勢年，新年開局從緬甸開始，在雲南搞一次大型的親民秀，與民同樂，包括敲響祈福鐘、掀開老百姓家的鍋蓋，這些表演秀均早已安排妥當，但此時疫難危機已悄然降臨。
在去緬甸之前，習已知悉，只是做了象徵性的部署，按照慣常規矩，先按下不表，內部處置，說的是不要影響春節氣氛，實則不能影響習氏的表演秀行程。
局勢嚴峻之後，產生國際性的壓力，習指派李克強去武漢，並讓他擔任應對疫難的中央小組長，這是一次例外，過去中央的二十多個小組長都由習擔任，這次因為性命攸關，所以疫難領導小組組長讓總理去做。但問題接踵而至，當小組長親自部署指揮時，軍隊與警方、中央與地方，各種力量都得聽令于戰時總指揮，新聞聯播時總理的份量一下子就蓋過了總書記，而且許多重要的權力在「戰時」必須讓渡對領導小組長，習的權與利均嚴重受損，又開始強調自己一直在親自部署與指揮了。
如果不經過習，總理無法運行軍隊與員警體系，當年汶川大地震，胡溫當政，但軍方卻仍然掌控在江澤民手中，江沒有同意派軍隊，軍隊就按兵不動，最後「軍委首長」江澤民恩准了，軍方才給予配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