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危機時刻，習既想安全、無責，又想控制軍警黨政專權，無法做到，所以只能再一次虛置總理的小組長職權，使李不再以前線指揮官的身份大量出現在媒體上。習如此而為之，是為了個人的專權安全。
維穩機制無法應對疫難危機
有評論分析，習這次應對危機罪錯嚴重，所以遇到了內部的批評，一尊地位受到嚴重挑戰。
內部紛爭肯定是有，譬如這次因為海外媒體大量的聲音都在指責習專權造成的處置新冠狀病毒貽誤，武漢市領導在接受央視採訪時也及時「甩鍋」，相關疫情早已向上彙報給了國務院、中央，因為省市政府無權公開疫情，所以才造成後續種種亂象。面對責問習近平責任的聲浪，習在接受世衛組織主席時，強調的是自己一直「親自部署、親自指揮」，爾後又在黨中央刊物《求是》雜誌發文，列舉自己參與一系列與疫情相關的會議，均做出了「重要指示」。
習的一切開脫都是無效的，為什麼？因為習的指揮與部署都是無效率、無效果，慈禧也很努力，毛澤東更是努力與天鬥與地鬥與人鬥，但結果都是製造了國難。
共產黨的維穩機制，可以撲滅一切異端言論于萌芽狀態，能及時發現一位上訪者出現在中國的任何一個城市，通過大資料資訊庫與無處不在的攝像頭，但經歷十七年之前北京薩斯疫難的北京當局，卻無法像維穩那樣， 「穩定」疫毒的傳播。醫護人力無法調配，醫療資源匱乏，員警力量致力於控制言論，而不協力治病救人。整個黨國的機制是窮盡一切謀略保黨國安全，百姓的生命安全是等而次之的選項。現在的疫難造成國民生命財產重大損失，並波及世界，習近平或習共中央的罪責無法開脫。
一部分人在疫難之際警醒，不再相信黨國政府，認為中共控制的媒體皆謊言，但另一部分人卻更依賴「黨和政府」，甚至在美國洛杉磯我們都能聽到這樣的聲音：如果沒有中共領導，中國就亂了。這也是經濟與思想控制造成的「腦貧困」，習近平當政之後，幾乎打壓與摧毀了一切民間組織，並在私企與外企設置黨支部，同時重建農村信用合作社、重新安裝村莊路口的大喇叭，其用意極其險遠：就是國家經濟或戰爭狀態時，既可以控制經濟命脈，又可以在斷網之後，控制宣傳資訊，習近平把胡溫時代剛剛起步的民間組織、宗教力量、公民社會，悉皆消除或被打壓，「社會」被習近平破壞了。
因為沒有社會支持與互助，人們只能依賴黨國政府，依賴組織，這就是習當政之後造成的惡果。
這次疫難如果半年無法解除，中國大陸成為「西朝鮮」可能成為現實：百姓越貧困，特別是「腦貧困」，越依賴威權與極權，只能等待唯一的權力者的施與與救濟，否則沒有任何別的途徑獲得資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