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多少會伴隨著民粹，新冠肺炎期間也是台灣民粹最火熱的時刻，台商和陸配遭到徹底的污名化；然而弔詭的是，陳時中最受歡迎的時刻卻是他最不民粹的時刻；第一次是首班武漢包機回台，卻有一位台商確診，陳時中因此落淚；第二次則是陳時中親自到寶瓶星號督導檢測，確定所有人都呈陰性後放1700位遊客回家自主隔離。
這兩個時刻之所以動人在於：這是超越黨派的行動，但因為民意不歡迎，但仍必須有所承擔；當然，究竟是不民粹所以民氣高，還是民氣高所以不畏民粹，這某種程度是雞生蛋或蛋生雞的問題，但這兩個案例至少透露，政府的決策是可以超越民粹的。
施政可以超越民粹，這是政治家和政客的基本分界線，不過剛大勝的民進黨政府卻已完全沒有抗拒民粹的意志力，陳明通的「小明」政策半天急轉彎已說明一切，這一次連陳時中都失守了，他提出國籍論而不顧基本人權，也許讓他仍能穩穩站在民粹的浪頭上，但卻枉費他的高人氣，也喪失一次和民眾溝通的重要機會。
要對抗民粹，政府要有溝通的能力和意願，就以是否公布確診者居住地一事，陳時中一開始反對公布，和柯文哲的透明開放主張互嗆，這考驗的其實是民眾能接受多少的真相，如何明知可能傳染的病人曾在我們周遭、但仍能如常生活；後來疫情中心從善如流公布了縣市分布，民眾有因此恐慌嗎？共有7例的台北有因此天下大亂嗎？
新冠肺炎疫情考驗我們的醫療制度、民主體制、人性，但也提供我們對抗民粹的利器：誠實透明和溝通的意願可能是最好的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