題為「中國是真正的亞洲病夫」的文章引發中美外交風波、導致《華爾街日報》3名記者被驅逐出中國。針對「病夫」引發的爭論，德國之聲採訪了《病夫、黃禍與睡獅 : 「西方」視野的中國形象與近代中國國族論述想像》一書的作者、台灣學者楊瑞松。他指出，北京在用民族主義轉移焦點。
德國之聲：楊瑞松老師，中國官方為何對「亞洲病夫」或者是「東亞病夫」這個詞這麼敏感？您認為《華爾街日報》的標題有種族歧視的意味嗎?
楊瑞松：這裡面有幾個層次的原因。和現實比較有關聯的一個層次，可以從我今天早上看到一篇孔傑榮（Jerome Alan Cohen）先生的文章說起。他作為研究法律、政治的學者，剛好可以回答你這個問題。裡面提出，中國政府以這樣標題來激發民族主義情緒，來進行焦點轉移。這是從政治學角度的觀察。
從歷史學的角度來說，西方評論用「sick man」（病夫）這個字眼評論任何國家，最有名的是19世紀中期的鄂圖曼帝國，指其是「the sick man of Europe」。運用到中國，主要在1895年的甲午戰爭之後，當時各國都沒有預想到大清會被崛起的日本打敗，很多評論開始把用於形容鄂圖曼帝國的「sick man」比喻，開始用在大清國身上。有趣的是，當時的改革派知識分子—最有名的是康有為和梁啟超，他們很快就在當時的報刊雜誌上譯出了這個詞，他們也基本上認同這樣的評論，認為當時的中國確實是一個「sick man」，所以一直強調大清必須要改革，要不然就會面對鄂圖曼帝國的命運。
我們大概可以看出來，到19世紀末時，這個講法被介紹進入中國，而清朝的改革派思想家也都接受這樣的評論，因為他們認為西方的「診斷」是正確的。一個轉折點是在20世紀初期，當時的一個重要人物是梁啟超，在他的《新民說》強調改造國家要從改造國民開始，也包括尚武論，談到中國國民身體素質太差。當時他在這段中有一個結論：「其人皆為病夫，其國安得不為病國也！」所以說，在梁啟超那裡，「病夫」這個詞從講一個國家延伸至國民。
可到了後來，隨著中國民族主義興起，這兩個就被混在一起，在中國境內發展出來的第二個層次的意義，被認為洋人就是在罵中國人，從「中國是病夫」變成了「中國人都是病夫」。
那時西方媒體有時會寫道，「China is the sick man of the East」，不大會用到「East Asia」,倒是晚清末年、民國初年的一位作家曾朴用「東亞病夫」自嘲，甚至寫在墓碑上。也就是說，那個時候雖然「東亞病夫」衍生出第二個意涵，但很多人還會認為這是正確的講法，不認為這是西方害的。可是慢慢後來，這就演變為西方的嘲笑，甚至聯繫到西方過去賣鴉片給中國、殘害中國人的身體，現在又用邪惡的字眼嘲笑中國人，這時候，「東亞病夫」的含義就發生了翻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