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後來，包括整個教育體制和政府宣稱，特別是很多電影的推波助瀾--李小龍折斷東亞病夫的牌子、（有關）葉問、霍元甲的電影都在重複類似的橋段，來洗刷證明所有的中國人不是病夫。而起初英文的表達方式，我看到的西方重要文獻，講的都是「China is the sick man」 （中國是病夫），主語都是China（中國），是一個政治譬喻。前幾年希臘財政危機，（媒體）也形容希臘是「the sick man of Europe」，德國、英國也被這樣稱呼過。
只要一個國家陷入危機，新聞標題就常用這種方式來表述。而在中國引起這麼大的反彈，還要回到我剛剛講的，在整個中國，從梁啟超開始——盡管梁啟超當時的用意是自省，該講法就變成了對仇外意識的強化。
德國之聲：《華爾街日報》這篇文章也是在寫中國的主題，且不論本文作者是否了解，這個詞的含義已經發生了變化，或者說中國人自己把其理解為西方對東方的歧視，但他使用這樣的標題是不是有點太天真了。
楊瑞松：（開玩笑地說）他應該讀我的書啦。應該知道，中國國內對這個詞的解釋已經完全脫離了西方的脈絡。不過，話說回來，西方也有一些讀者站在中國一邊，認為這個標題取得不好，特別是在疫情節骨眼上，很容易引起誤讀。但其實你觀察整個西方、谷歌一下，就會發現，「sick man」作為標題談過太多國家了。唯一在中國，這個含義在20世紀初被扭曲，被創造出另一個含義。這個變為了文化上的落差。
孔傑榮也在他文章裡談到，中國政府也樂得用這樣的東西，不管他們是有意還是無意，因為這篇本來是在批評政府的一些問題，而現在把文章導向種族主義，其他的問題就不用談了，變成了這樣的操作。
德國之聲：中國外交部這次的回應中有幾個引人注意的說法，包括「面對惡意侮辱抹黑，中國不做『沉默的羔羊』」，還有「有關評論文章引起中國人民的極大憤慨，遭到國際社會廣泛譴責」或是「我們需要給中國人民一個交代」。這背後有什麼樣的心理?
楊瑞松：在中國，現在民族主義掛帥，特別是89年以後。以前那種「社會主義好、共產主義好」的說服力基本上是有限的，而民族主義百年來一直都有效，是一種情緒動員。
這一點，你想必也有體會。台灣的歷史教育也繼承了一些這種「受害者敘事」（victim narrative)，整個近代史就是一個受害者的敘事故事。在這種歷史意識的熏陶下，一直強調西方的負面性，後來還有日本。基本上，所謂的外來帝國主義者都是不懷好意的，二元對立式地看待中國與外來世界的關係。從文化交流、文化互動的角度看，這是一種比較簡化了的關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