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延燒至今，對於疫情與公共治理的各種分析遍地開花，其中史丹佛大學社會學家周雪光以官僚失去主見和能動性的立論，延續他「中國國家治理的制度邏輯」一書所提「中國國家治理的深刻矛盾是中央權力集中和地方有效治理間的緊張和不兼容」，引發廣泛討論。目前新增確診案例持續呈現下降趨勢，政策難題已從全面防堵疫情擴散轉向在復工與抗疫間的抉擇，大陸各層級的決策者如何選擇，其效果如何，還是可以放在周雪光教授的框架下去理解。
整體而論，肺炎疫情何時結束雖未明朗，經濟衰退的警鐘已經響起。這主要因為延後開工導致供應吃緊，復工前靠消化庫存支應，就算疫情結束後恢復生產，也很難補足上半年未生產的數量。若復工持續延宕，更可能帶來轉單效應。因此，何時復工自是關鍵。自2月10日起，中國大陸當局推動有序復工，根據新華社2月19日的報導，國資委下的央企所屬2萬餘家企業目前開工率超過80%，基礎設施行業央企開工率更超過95%。且央企大量投入防疫相關生產活動，包括中國建築投入火神山、雷神山醫院建造、新興際華集團日產醫用防護服4.5萬套、國機集團、中國石化、兵器工業集團合計日產醫用口罩130萬個。此外，央企對其擁有產業園區和商用房地產減免中小企業和微型企業房租，如華潤萬家即減免1.3億租金，惠及1.4萬家商戶。
那麼，央企之外的復工情況如何呢？截至上週五，規模以上企業復工情況以山東最佳，達到79%，東南沿海如江蘇、浙江、福建都超過70%，廣東和上海偏低，在50%上下，北方省市則在60%上下。當然，復工快慢和地區特質有關，如山東受惠於石化、機械、醫療產業眾多，今年一月起至今，大陸新增醫療器械企業山東排名第一，消毒品山東排名第三，因為醫療用品需求激增，自然復工最快。但是，醫療器械企業新增省市廣東排名第二，消毒品廣東排名第一，復工率卻遠低於山東，恐怕受疫情影響，不得不延後復工。若以疫情論，浙江疫情較上海嚴重，上海當地央企又比浙江為多，但上海的復工率居然比浙江還低，這恐怕和地方政府政策執行有關。
其實，大陸媒體揭露的復工企業僅是規模在兩千萬元以上企業，規模以下的中小企業復工審核則相當緩慢，此因中小企業的防疫準備能量有限，且復工審核又為地方政府職權，由此也看到各省市復工差異。目前多數地方政府仍以防杜疫情為最高目標，不單謹慎審核中小企業復工，對外來人口更嚴加管制，如浙江部分縣市用健康碼審核進入市區的外來人口，有些中老年農民工沒有智慧手機就無法進城，再加上城際交通管制措施，以及許多社區對外來人口的排斥心態，外來農民工要重返崗位著實不易。如此造成員工上班率滯後企業開工率的情況，如浙江2月16日的統計，復工率65%，但復工人數則為正常上工人數的57%。
對於地方復工緩慢，大陸著名經濟學家李稻揆公開撰文，呼籲要調整地方政府的防疫工作考核指標，改用每億元GDP的病例數，以鼓勵疫情上報，且若地方政府和企業嚴格執行規範，則不應追究因復工產生的新增病例。論其實際層面，復工與抗疫之間的拔河，正反映大陸中央權力集中和地方有效治理間的緊張關係。用放寬指標鼓勵疫情真實呈現，自是好事；但若要所有省市復工率直線飆升，會否因此忽略防疫上的訊息落差，壓抑地方控制疫情的積極性，還是不容輕忽。這場名為「復工」的分權賽，透露大陸治理邏輯未來的演進方向，值得我們繼續觀察。
＊作者為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本文原刊《奔騰思潮》，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