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麼，這些認知是正確的嗎？這種醫療資源有限論真的正常嗎？
事實上，如果仔細進行查核，我們就能發現真相。例如，醫師的五大皆空問題早已有所改善，衛福部2014年所發新聞稿就已經說明：「國內內科、外科、婦產科、小兒科及急診科醫師人力問題，在衛生福利部積極推動多項措施下，已見明顯改善，今(103)年五大科住院醫師招收率目前初步已達八成以上，其中兒科與急診科更達9成以上，第二年住院醫師留任率亦將近達100%。」。而醫師常常被病人起訴相關的報導則本身就有偏頗，公眾只知道有病人告醫師，卻不知道醫病訴訟中90%的民事案都是醫師勝訴，刑事案件更是超過99%。即使是被認定有確實醫療疏失，醫病訴訟中也常常以和解的方式解決。醫師留案底、被判刑的案例都是萬里挑一，而且也確實是醫師犯下了嚴重過失。但是我們卻很少知道這些。
以最近的例子來看，獲得廣泛報導的是之前北市醫師職業工會和基進黨吳欣岱共同提出的「要求限制包機回台」連署。參與連署的11萬醫護人員認為台灣醫療資源非常珍貴、有限，所以要求限制政府自中國包機回台規模，甚至一度要求具本國身分者才可登機（後續修改為本國公民優先）。這份連署更加重了社會大眾對於醫療資源有限的恐慌。許多人之前對於邊境封鎖抱持遲疑態度，但是看到這份連署，醫護人員都說資源不足了，所以選擇了相信這個說法，選擇支持封鎖。
不過，醫護們所提到的資源有限卻是沒有事實依據的。連署中認為「全台灣負壓隔離病床只有1100床」，所以無法負荷持續的數百人包機來台。這其實是一個數字的詭辯，連署團體利用1100床的說法讓人誤以為台灣醫療資源稀少，只能負擔寥寥數千、甚至數百具患病風險者來台。但實際上，負壓隔離病房只用於確診個案病例，以第一波武漢返台包機為例，247人中只有1人確診。如果負壓病床當時使用了500床，仍有600床可供使用，按這個比例可供14萬武漢台商及配偶子女包機使用。僅有數百人的撤僑行動根本不會用盡台灣醫療資源。而且，因為恐懼疫情，前往醫院看病者已經在減少，除了肺炎相關的門診、住院護理、檢驗以外，其他各科室的醫護人員工作量其實在下降才對。這些部分吳醫師等人隻字未提，而台灣社會也無人敢提出質疑，難道就因為對方是專業的醫師，就全盤接受了嗎？怪哉。
以一些國際數據來進行比較，我們就會發現台灣醫療資源雖然有限，但並不稀缺。根據衛福部數據，2018年底台灣總病床數近17萬，平均每萬人病床數為71床。這個數字遠高於OECD各國平均的46床，全世界也僅有日本、韓國、德國、奧地利等個別少數國家病床數超過台灣。2017年台灣醫師人數為47847人，平均每千人2.8位醫師，遠超世界平均數字1.5（2015年世界銀行統計）。這些統計只是粗略地反映了台灣醫療資源的一般狀況，並不能直接等同於面對呼吸道傳染病疫情時的醫療資源。但應該負責解釋此特殊情況下台灣醫療資源充足程度、可容納病例數的衛福部和醫療專業團體卻一直沈默不語，這是失職，也令人失望。
我認為，當前的恐慌並不完全是一種排外的恐慌，而是基於醫療資源有限的恐慌。在正常的社會中，醫療專業者應該盡己所能，解釋台灣醫療資源現狀，安撫社會大眾情緒，避免激化社會對立。但是在台灣社會，醫療專業者要麼閉口不談，要麼還反而趁亂鼓吹恐慌。這種異常狀況其實源自於台灣醫療專業本身的封閉、保守特徵，它不僅打壓內部的異見，剝削年輕勞動者，對外也強化專業溝壑，佔據健康、衛生、疾病相關領域的主導權，塑造一種「將一切都交給醫院/醫師來解決」的氛圍。在學術領域，這部分問題被稱作過度醫療化，最有名的例子就是台灣剖腹產比率遠高於合理需求，懷孕婦女懾於醫療專業權威，無法選擇自主生育。而台灣社會如今也正面臨一樣的處境，疫情當前，我們不知道如何安全度過，所以將一切都託付給醫師，喪失了判斷能力，卻忘記了：我們不是病人，不應該被醫療專業所綁架。
＊畢業於臺北醫學大學，現為社會科學相關科系碩士研究生。長期關注、參與社會運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