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此大案，張思之在律師界的指標地位已無可置疑，六四事件後，他陸續參與為王軍濤、鮑彤和魏京生等辯護。其情狀之艱難可想而知，早被定性定調的案子，律師甚至連完整閱卷的時間都無，當事人的証詞甚至可以不入卷（柴玲証詞）、即使他能在庭上激昂辯護，然而，「你說你的，我判我的」早成通例，他的辯詞甚至無一字反映在判決裡。
王軍濤案二審之際，他憤而對法官說，「即使要把律師當成花瓶，你也得讓我們插著玫瑰才好看，才說得過去罷。現在插上狗尾草，我不幹！」即使如此，他的辯護詞才遞交，二審判決書就下來了，毫無懸念，別無商量。為六四悲、為廣場真相被蒙混哀、為律師之無能為力痛，他大哭一場。
其情狀處境、箇中滋味，或許當年美麗島辯護律師團還可體會一、二，然而，美麗島辯護律師從市長、院長到總統，騰達風騷二、三十年，高齡八十七的思之先生卻還在對岸為律師處境奔走，「不能把律師當成『政權的敵人』啊。」事實上，僅僅是「為政治敏感人物辯護」，就讓他的言論也在限制之列。
「中國總得有人站出來講話。」張思之用魯迅之言自陳心境，身為執業律師，他主張在法言法，尤其反對法律問題政治化，即使為政治犯辯護，也力求在法律框架內，維護當事人權益，但難免碰到若干公共事件，忍不住發聲，因而難免觸及政治，「冰點事件」就是其中一樁，張思之串出了一個法界聲明，章詒和、賀衛方等人則搞出了學界聲明，值得一提的是，龍應台隔海在《中國時報》發表〈請用文明說服我─致胡錦濤的公開信〉，最終元月被勒令停刊的《冰點》到三月，就「嚴令復刊」了。
「在權力面前，他有傲骨；在弱者面前，他有熱淚。」章詒和為她的老友慨嘆，一場場官司在他生命旅途中發生又消失，然而，任他殫精竭慮，「中國的法治卻始終遙遠而朦朧。」兩岸交流之後，法學理論在對岸其實算是「蓬勃發展」，思想是進步的，但實務依舊敵不過「專政」，每思及此，不能不捧著先生的觀點大笑：「第七艦隊不撤，兩岸打不起來；兩岸制度不變，統一也沒希望。我的想法很單純；台灣二千三百萬人日子過得好，何必非得往一塊捏？各過各的，怎麼就不可以？」
如果有一天，對岸的維權律師不再成為「政權穩定的敵人」；而對岸政權可以用不勉強的方式同意「好好的各過各」，台灣的心搞不好反而會更靠近一點。而對岸得用更多「張思之們」來吸引台灣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