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警民衝突改造為「武力顛覆政府」的計畫，因為證據薄弱，唯一的方式就是讓被告自白他們在叛亂。為了讓被告自白為叛亂分子，刑求成為必要。刑求是人類政治生活中最為陰暗的一面。所有被逮捕的民主運動者，不論後來經由軍法審判或一般法庭審判，面臨的第一項考驗就是刑求，然後才是審判。
刑求解放了刑求者心中最殘暴的部分，同時也摧殘了被刑求者人性中最脆弱的部分。從納粹集中營生還的比利時反抗軍成員、後來成為哲學家的阿梅立（Jean Améry），根據他在比利時碉堡被納粹刑求的經驗寫了〈刑求〉這篇文章。他在文章的結尾說，「任何被刑求過的人，一生都處於被刑求的狀態。曾經被刑求擊潰的人，再也無法安適地活在這個世界。人性被摧毀的恥辱，永遠無法抹除。」或許這也是為何他離開集中營將近三十年之後，仍然選擇自殺的原因。同樣從集中營生還的義大利化學家李維（Primo Levi）深感同情，因為「對他而言，刑求乃是一個無盡無邊的死亡」。後來李維也自殺了。
對美麗島民主運動者的刑求，部分原因是為了處罰。某些偵訊人員在毆打被告的過程中，嘲諷其為「民主鬥士」，顯示了刑求者對反抗者的仇視。不過，對美麗島人士刑求的主要原因，還是為了獲得虛構的自白。幾乎所有被逮捕的民主運動者都受到不同方式的刑求，其中最共同的經驗是疲勞審訊，也就是一般所說的「剝奪睡眠」。
美麗島審判開庭第一天，黃信介是第一位出庭的被告。他在審問時就表示，他的自白書是因為無法承受疲勞審訊的結果。指控黃信介和北京政府勾結的唯一證據，是他本人在情治機構中所做的自白。黃信介說，他在調查局五十天，偵訊時間很長，有時長達五、六十個小時沒有睡覺。
幾乎所有被逮捕的人都受到類似剝奪睡眠的刑求。林弘宣在言詞辯論庭上說，「被捕後經七、八十小時疲勞審訊……有些自白不符合調查人員意思，他們就把它撕掉，要求我照他們意思重寫。聽他們的就可以活，不聽他們的就會死。」邱茂男說，他前五天沒有睡覺，後五天每天只睡一小時。王拓七天七夜只睡一小時。紀萬生連續五天沒有睡覺。邱垂貞連續十天坐在椅子上。蔡有全說，他足足六天五夜沒有睡覺。
剝奪睡眠不會因有外傷而留下證據，所以普遍為偵訊者喜好。疲勞審訊雖然不會帶來肉體的痛苦，可是和肉體的折磨及痛楚相較，其實沒有更好受。擔任過以色列總理的比金，出生於白俄羅斯，在波蘭接受教育。他在二次大戰期間曾經被蘇聯軍隊逮捕入獄，後來在著作中提及監獄裡的刑求經驗。他說，一些非常強悍的戰友，雖然能成功忍受極端殘酷的刑求而沒有崩潰投降，可是在被剝奪睡眠之後都失去了抵抗意志。「感覺昏眩茫然，他精神耗盡到快死掉，他雙腳軟弱，他只有一個欲望：睡覺。睡一下也好，不要起來，就躺著，忘記一切。任何曾經有過這種欲望的人都知道，饑餓和口渴根本不能和它相比。我遇見不少囚犯，他們願意簽下任何的自白，只要能獲得偵訊者答應他們的東西：不是自由，不是食物。他答應給他們—如果他們簽名的話—不被打斷的睡眠。然後他們就簽了。而一旦簽了之後，世界上再也沒有任何東西能讓他們冒險，重新經驗這種被剝奪睡眠的夜晚和白天。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睡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