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溫那個黑暗與光明犬牙交錯的時代
阿才的店開張之時,正是解嚴之後,本土意識蓬勃生長,各種政治勢力和集團利益彼此衝撞,社會政治情勢「亂石穿空,驚濤拍岸」。
街頭運動風起雲湧,每次上街必然產生衝撞與創傷。即便最兇猛的野獸,也需要一處可以躲藏起來舔舔傷口的洞穴。在此種社會氛圍之下,這家店應運而生,成為社運人士排遣憤怒與焦慮的最佳去處。
自由永遠是一種在野而不在朝的稀有植物,劇場導演耿一偉指出,當時的台灣並不自由,「但在阿才的店,我們可以找到自由。」他在《追憶九十年代》一文中寫道:「在九0年代的混亂氣氛下,政治人物、革命分子、作家、藝術家、記者、大學生、學者、無業遊民、投機分子,通通交雜在一起。真實的情形往往是,白天台北街頭上演著激烈的抗議遊行,到了晚上,這些人又在阿才的店不期而遇。」
那個年代,阿才的店成為台北的「記者俱樂部」。林怡廷在題為〈烏托邦的鄉愁〉的報道文章中描述說:每天十點截完稿後,店裡的生意是另一波高潮,可以見到大記者如司馬文武、王健壯等人和同事把酒言歡的身影;店裡充斥著主流大報、電視台,所有大牌小牌資深菜鳥的編輯和記者,在這邊拼酒和交換情報。很多轟動一時的新聞稿,就是在一邊大碗喝酒,一邊大筆揮毫中脫穎而出的。
阿才的店是平民的店,不是富人的店,沒有包廂,沒有精美的器皿,菜品也都很家常,不會有昂貴的山珍海味。不過,窮人總有機會變成富人,政治犯亦有可能跳過龍門成為國家元首。不是每一個前政治犯都能像曼德拉那樣成為時代的典範,這個世界上,陳水扁比曼德拉多。常常享受國宴的人,會漸漸淡忘阿才的店裡那種煙熏火燎的味道。於是,反抗者居然變得跟他們當年反抗的對象如此相似。
台菜與川菜都是崛起於貧寒之中。我的朋友王怡注意到台菜與川菜之間頗有些淵源:它們都有江湖氣和草根氣,都遠離廟堂的精緻與考究。川菜和台菜常常選用在別的菜系棄而不用的內臟作為食材。內臟俗稱「下水」,阿才的店的這道「下水」,被食客戲稱為「常墮落」。王怡寫道:「下水,以往都是窮人的吃頭。早年的民進黨人,不富,所以吃下水。吃多了,就『常墮落』。這個悲劇,其實是全人類的。」
光陰的故事還在繼續,多少人依然為理想熱淚盈眶?
阿才的店首先是一家酒館,其次才是一家餐廳。活躍的評論人許知遠比我更喜歡這裡放蕩不羈的氣質。魯迅寫過題為〈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的論文,若是談到台灣的民主運動,酒是一種不可忽略的催化劑。
不喝酒,也許就沒有反抗專制的勇氣。許知遠寫道:「我喜歡這家小店,它的裝修與名字都透著股台灣式的波西米亞。當年,台北的學生運動者與黨外人士出沒其中,在台啤與清酒的助興下大聲咒罵、密謀顛覆。昔日的革命者仍在到來,帶著半是重溫往日激越,半是頹唐的意興─民主成功了,卻與他們期待的不太相同。小酒館成了另類的博物館,是了解台灣民主歷程的必經一站。」醞釀民主的公共空間,不一定非得是大學,有時候反倒是在充滿草根氣息的酒館或湯池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