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話總是響很久，十幾聲，二十幾聲，甚至三十幾聲。
近午或者午後，他的家人不在，有時也許他也不在，四十聲一過只好放下。
但有時，聽筒正準備返回其位，好大一聲「喂—」伴著急促喘息蹦出，聽筒於是迅即回到耳邊，他的喘息由急而緩，平穩的又「喂」了一次，我才明知故問道：
「陳列—，你又在割草啊？」
「是啊，是啊，」他聽出了我，「哎喲—，我知道妳要說什麼啦，有啦有啦，我有在改啦，還在慢慢改啦。」
「你那些草，割了又長，沒完沒了的！但你的稿子，改完就可以出書了，」有幾次我是這麼說他的，「不改完，什麼時候才能出啊？」
「哎喲，我沒那麼重要啦，」有幾次他是這麼回答的，「不出也沒關係啦。」
也有幾次，聽筒那端嘆息著：「唉，我真怕接到妳的電話囁！」接著是一聲溫柔的苦笑。
類似這樣的對話，那三年裡不知重複了多少次，說的無非改稿與出書，然而割草往往是無可避免的開場白。
陳列在改的，是《躊躇之歌》。
一年過了一年，我與文友等了又等，他卻氣定神閒的繼續在土地勞動與文字勞動之間躊躇，繼續在兩分多地的家園裡汗流浹背低頭割草。
（陳列在國家人權博物館分享《躊躇之歌》，國家人權博物館官網）
我之如此掛念《躊躇之歌》，源自1980年秋天陳列以〈無怨〉獲得第三屆「時報文學獎」散文首獎（成名多年的張曉風以〈再生緣〉得優等獎）。那年元月，我從《聯合報》轉到《中國時報》「人間」副刊工作，有緣參與散文獎決審委員余光中、思果、張系國、逯耀東、鍾肇政的決審過程並在會議結束後通知得獎者寄來簡介、照片、得獎感言，因而開啟了與陳列的文學因緣。
〈無怨〉是很特殊的散文題材，第一句就點出背景在監牢：
「午睡在雷聲中醒來，脆急沉厚的聲音響在囚房外。………………
就在房間角落那個高出地板許多的廁所內，我曾多次踮著腳尖，透過鐵柵的空隙，凝視外面陽光或夜空下的市鎮，心中陣陣不安的飢渴和疼痛。一個老犯人說，除了吃飯和睡覺之外，不要再看其他和想其他。…唯有使自己的心境進入心理學家所說的最後的妥協期，接納事實並調整自己之後，才不至於發狂或活得很辛苦。…」
陳列的散文常像一幅畫或幾組繪畫聯作，人物、場景的影像幾筆鮮明或者有意的厚重模糊。〈無怨〉裡的難友無不各有滄桑，其中的「船長」甚至「還得離開他所熟悉的海洋九年。」這個綽號「船長」的壯漢不識字，原是船上射魚手，當其他難友侷促在囚室裡以閱讀潑殘生時，他只能伏在地板上畫魚哼小調或繃著臉焦躁的跺步；偶而心情好，「他把手伸出廁所壁上的鐵條外，開玩笑的對大家說，『來啊，摸一下社會。』……」——這句玩笑有如一行詩，也如一把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