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學家包曼（Zygmunt Bauman）曾討論兩類人：觀光客和流浪漢（vagabond，或譯盲流）。觀光客和流浪漢都是漫遊者，前者在漫遊中享受各種感官愉悅，而後者被逼迫上路，他們的精神被連根拔起，被推著往前。
流浪漢被嫌棄，連觀光客也怕在旅途中遇到流浪漢──即使他們的移動本質上有很多相同之處。在全球化時代，觀光客與流浪漢是移動者的兩極，一個被歡迎，一個被排擠。但富有、在移動中恣意消費、品味各種新奇經驗的觀光客，可能因為經濟條件突然惡化等意外而變成流浪漢。
觀光客與流浪漢的故事，放在今天武漢疫情蔓延全球之際更值得深思。
全球化時代移動的速度、頻率與數量大幅增加，同時也讓風險全球化。二十三年前的金融危機、十七年前的ＳＡＲＳ，都是這波始於二十世紀末的全球化中，重傷全球的危機，如今武漢肺炎疫情再度讓全球陷入巨大風險。
面對風險橫掃全球，就得把被全球化打破的國家政治邊界重新築起，為了自保，得分辨誰是自己人、誰是外來者──觀光客不再受歡迎，因為他們可能帶來疫病與損害，至於流浪漢更成過街老鼠。
台灣的失聯外勞被貼上流浪漢標誌。當發生移工看護染上武漢肺炎後，政治人物說要加強取締「非法外勞」。全國目前有五萬多名失聯移工，可以想像如果他們擔心被取締而四處奔逃，將成了更大的防疫漏洞。
王宏仁等幾位台灣重要的社會學者聯名呼籲：「暴露在更大病毒風險下的失聯移工與臨時看護，需要我們進一步延伸全民防疫網來接住他們。」這是理性解決之道，但在大眾重新界定共同體邊界之際，這種呼籲很容易被忽視。
同樣的，疫情引發誰能使用台灣健保資源的爭議。有立委表示將提案修法，調高長期不住在台灣、在國外有高收入者的健保費。
限制健保資源使用也是在重畫共同體邊界。像黃安、劉樂妍這些人的媚中貶台言行的確令台灣人氣憤，而一些長期住在國外的有錢僑胞，每年搭機回台享受僑居地昂貴的醫療項目，也讓國人不平。
不過，合理界定誰可以使用健保資源，是需要理性檢討。此刻，民眾正處於疫情恐慌、防衛心強烈之際，排他感自然也增強。這個議題並非防疫最重要的議題，沒有需要趕著「打鐵趁熱」。
面對「移動」的威脅，更要冷靜以對。
＊作者為新新聞總編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