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到「基本法」的立法體例，在我國早有事例且不知凡幾。上述的《中央法規標準法》就是早在民國50年代就有的立法，有學者就稱之為「立法基本法」。其後立法者為了落實憲法基本國策章（及憲法增修條文第10條社會基本權）的「憲法委託」義務，更陸續制定《環境基本法》、《通訊傳播基本法》、《教育基本法》、《原住民族基本法》等法律。各基本法中均有類似要求主管機關應於該法施行後一定期間內，依本法原則修正、制定或廢止相關法令的作為義務。
即使名稱不叫「基本法」，同樣具有總則性、基本性規範的基本法性質法律，亦所又多有，行政程序法、行政執行法與行政罰法均屬之。以行政程序法為例，立法院同樣定期要求行政機關檢討習用已久的「職權命令」，必須有以法律規定或有法律明定的授權依據，否則逾期即失效（第174條之1）。行政程序法所定的基本行政程序要求，甚且經大法官釋字第709號解釋提升為憲法「正當行政程序原則」。怎麼會說立法者無權要求其他法律必須修改？
基本法的功能為何？簡言之，法官在個案中如發現個別法律、命令與基本法性質之法律牴觸者，即不應適用，既經司法者確定拒絕適用，說該個別法規實質上「無效」，亦不為過。此外，如法官發現個別法的具體規範涵蓋不足，基本法的抽象原則（有時是具體指示）就具有補充適用的功能，例如《公政公約》第6條第4款規定：「受死刑宣告者，有請求特赦或減刑之權。一切判處死刑之案件均得邀大赦、特赦或減刑」，在總統府執意不修正赦免是皇權恩賜的統治權心態下，法官就有補充適用的義務。此種基本法的「補充性原則」，更是司法者發揮法續造功能的法源依據。
《兩公約施行法》第8條同樣是立法院三讀通過，總統公布的法律，不僅符合我國行之久遠的「基本法」立法方式，更是立法者在同位階法律中，宣示以保障人權為重的價值選擇。主管機關法務部也在兩公約初次國家人權報告的國際審查，就「政府機關回應公政公約問題清單」，以英中對照文字，認為本條規定「實已揭櫫法令與兩公約抵觸時，兩公約規定優先適用之意涵」，向國際社會宣示：「在我國公政公約的位階係屬低於憲法但高於一般法律之國內法律」！
德國法學家賴德布魯赫(Radbruch)說過：「法學家對法律有三種任務：解釋、結構與體系」。法規範位階不是只有上下如此簡單，還有同位階的法規範競合，尤其規範間的價值衝突與選擇，才是考驗法官的智慧。只要掌握一個大原則：保障人權是法官的憲法義務，法官為保障人權而存在。《兩公約施行法》的「基本法」定位，就是為了落實憲法基本人權的保障。如此，法官不僅不會覺得兩公約紊亂法制，反會是法官節制公權力濫權的利器，當然就更不會處心積慮的只想指摘《兩公約施行法》是違憲無效的法律了。
＊作者為桃園地方法院法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