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疑慮是存在的，因為，遇上盤查的雖然是被警方視為小老姓的李永得，而爆料的卻是主委李永得。試想，如果當初被盤查的是我（老百姓），我上傳臉書宣揚我的不爽、質疑。大概只剩我的臉友們會給我溫暖了，他們會給我些建議，同理我的遭遇，幹譙警察一頓，然後不了了之。絕不會在媒體產生連日的喧騰，更不會有像台北市議員劉耀仁揚言要把警察長官叫到議會罰站。
我們認為，區辨身份認定與權力大小的事實才能看清這起事件。像我人微言輕，小老百姓一個，就算爆料也不過就是狗吠火車。可是換成中央部會首長以「警察國家」在臉書把警察盤查的動作公開定性，可以想像會對警方產生什麼樣的壓力。會不會高層經此事件又發明一些奇奇怪怪的要求，更令基層警察無所適從。像這種兩種高層權力（中央部會首長與警察代表的公權力）之間看似快速解決了問題，往往適得其反，因為解決問題方式的本身就製造了更深沈的問題；因為根本不敢面對問題所在是權力大小，而讓戒慎恐懼成為一種負面循環，其效果是更鞏固既有的權力結構。以後權力愈大的高官將愈能免於被任何警察盤查，這絕不是呂律師所宣稱的「代表這個國家的首長與民眾都一視同仁」。
經由這次事件，從我們小老百姓的立場來說，除了如何在兩種高權的爭執中，洞悉權力與權益的本質之外，還希望得到的學習是：到底警察公權力的行使與人民的人身自由是不是矛盾？兩者如何取得平衡？警民的互動如何在防範犯罪與信任尊重之間，在警察執法時取得動態平衡？
關於這部份，我們認為呂秋遠律師的評論沒搔到癢處。呂律師在評論中，既同意李永得生氣有理（換多數人大概都會如此，我就是），也承認警方執法有據「警方確實依法有權限盤查他們認為可疑的民眾，這部分真的要現場判斷」。可惜的是，呂律師到此就沒說明到底這種落差，從其專業可以怎麼進一歩思考，終究面對執政黨高層與警察兩種高權之爭，真要認真評論起來都會得罪任何一方，所以呂律師給我們的結論只好止於「不妨可以跟警方回到派出所，跟他們聊聊，也有助於我們理解平常警方如何執行勤務。」
＊作者為社運工作者，目前服務於日日春關懷互助協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