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 年至1919 年，美國、歐洲及非洲軍隊在法國北部會合，為流行病的現身提供了空前的大好機會。新型的病毒出現了，事後證明，這些新病毒對人類宿主殺傷力非凡。這種病傳遍地球，幾乎感染了全球的人口，並且殺死了二千萬以上的人。當流行性感冒的疫情達到高潮時，醫藥人員及設備幾乎立刻承受超重負擔，而且衛生服務一般也都停擺；但是，由於這類病毒的特殊感染方式，危機很快就過去了，因此只不過數週後，人類又可以開始例行作息，而流行病則快速消失了。
1918 年後，研究人員經過一世代的研究，建立了三種已知的不同病毒株；而且也有能力創造出對付它們的疫苗。然而，問題沒有這麼簡單，因為流感病毒本身很不穩定，每隔一小段時間，就會改變它的化學結構細節。因此，只要出現任何一波廣泛的新流行，研究人員幾乎都可以肯定，引起這次感冒的病毒其改變程度，必定大到足以逃過去年疫苗在人體血液中製造的抗體。
因此，流感病毒的變化，以及其他傳染病原生物的突變，可能性依然很高。例如，1957 年時，一場新的「亞洲型」流感病毒在香港出現；但是，它在美國發展到流行病程度之前，對抗這個新病毒的疫苗早已大量製造完成，數量多得足以影響這波流行的發病率和強度。然而，要做到這一點，需要公共衛生管理當局具備敏捷的步法，也需要私人企業毫不遲疑的參與辨識新流感病毒，以及大規模開發並製造疫苗。
即使沒有突變，大自然裡也永遠有可能出現下列情況：某些原本名不見經傳的寄生物，突然逸出熟悉的生態區位，而使得遍及地球的密集人口，又遭到另一波全新、毀滅性的死亡災難。例如，近年霍亂在印度及東南亞暴發，就是因為一種原產於印尼蘇拉威西島的新型弧菌，在孟加拉境內及周遭幾乎所有「典型」霍亂弧菌起源的地區，成功的取代了原先的霍亂弧菌。關於這類無法預知的生物波動，還有另一樁近代發生的例子，包括發生在奈及利亞的拉薩熱，以及發生在烏干達的歐尼恩熱病的神祕起落，這些在第3章曾經提過。
第三項可能會發生的糟糕結果，在於為了癱瘓敵國人民而進行的生物戰研究，在散播致命病原生物於敵方時，有可能會為部分地區（或是全世界）釀成流行病大災難。除了這些可以想像的災難之外，很顯然，人類還是必須固守在食物鏈裡限定好的位置上。過去一百五十年來，由於公共衛生策略的成功，造就了人類數目激增，對於糧食供應也造成了壓力。其他肇因於人口增加所產生的壓力，也以各種方式展現出來—不只是流行病學，也包括社會學、心理學甚至政治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