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春天的太陽花學運，應該是台灣政治與社運歷史上一個里程碑性的歷史時刻：畢竟，那是一場巨大的世代戰爭，一場不同價值的對抗與交替。
在這場越來越熱的台北市長選舉中，似乎也隱然反映了太陽花學運所突出的價值之戰。
首先，今年的太陽花運動引起數十萬青年上街佔領，除了對服貿的疑慮之外，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來自上述這個金權民主造成的民主空洞化與社會不平等。
事實上，台灣民主化最大的問題之一就在於金權政治：因為競選過程如此昂貴選舉，因為對政治獻金欠缺良好規範，以及公民對於利益團體遊說缺乏足夠監督，而讓富人對政治決策有過大的影響力。這不僅扭曲了民主體制最重視的政治平等，讓「一人一票」原則變成「一元一票」，更造成了台灣在民主化之後，反而社會越來越不平等（看看富人有多少被減免的稅）。於是，政治不平等與經濟不平等彼此惡化。這個現象對民主又會造成進一步的惡果：當民眾認知到政治只是服務於財團和既得利益，而媒體是被財團控制的，他們會有嚴重的政治無力感與政治冷漠，並越來越從政治領域退縮。而這又讓掌握權力和資源的人更能夠控制政治。
而連勝文與柯文哲的背景與競選策略，正代表了台灣金權民主會前進還是被抑制。連勝文作為官二代加上富二代，代表的是金錢與權力的彼此穿透。而且面對這個「原罪」，選民沒有看見連勝文想要改變他所背負的結構，只有表面地表演走近（不是「進」）草根社會。他所想要效法的紐約市長彭博，其所被詬病的施政結果就是貧富不均。從七零年代在紐約玩地下音樂，現在成為大師級人物的David Byrne（Talking Heads談話頭樂隊主唱）就在去年特別批評紐約的貧富不均，讓年輕人的文化創意工作者越來越無法生存。
相對來說，柯文哲到目前為止未必有解決社會不平等，乃至扶植年輕文化人的措施，但起碼他在競選風格上，是革命性的：不插旗，不用宣傳車、不做電視廣告（目前），且按照法律規定申報競選花費；尤其到11月10日募款收入達到8970萬的法定上限後，宣布停止募款。這個作法可以避免受到大財團影響──別忘了陳水扁政權是如何崩解的。如果柯P真的能堅持下去而勝利，或許真能改變台灣的選舉文化，抑制台灣的金權政治。（當然，連勝文最近也在「彭博商業周刊中文版」專訪中強調「我有一定的財富，誰能買通我。」
其次，在上週的市長候選人辯論中，連勝文不斷談所謂「經濟競爭力」，柯文哲則強調「開放政府、全民參與」。柯文哲的提法在實際上還很虛，但作為宣舉修辭，也確實代表兩個陣營的價值差異。這其實也是太陽花運動要挑戰的核心──國民黨政府說不簽服貿協定，台灣就沒有競爭力。但正如我曾寫過的，太陽花學運的社會脈絡之一，是年輕世代越來越從「物質主義」轉向「後物質主義」，連勝文的主張彷彿太陽花根本沒發生過，或者說沒有衝擊過他們藍營。連柯兩位候選人的競爭似乎也再次反映兩者的價值之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