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年代中期後的十年，是我從中學到大學畢業的青春時期，也是台灣評論的黃金時代。彼時台灣剛解除長達三十八年的戒嚴，一方面媒體開放並獲得更多自由，另方面人們欲尋求更多的新知識與思潮，以理解與批判那個仍然龐大的黨國體制以及各種壓迫的社會關係，尋找台灣轉型的出路。
一時之間，百花齊放。一九八六年，《當代》雜誌創刊，成為八○年代以後重要一份思想性刊物。兩年後，一群具有學運經驗年輕人創辦《南方》雜誌，成為當時最具激進色彩的評論刊物。老牌自由主義雜誌《中國論壇》幾度換人主導後，也更與當下對話。九○年代初，另一群宣稱邊緣激進的知識份子和文化人成立了《島嶼邊緣》，提出「酷兒專題」等新議題。有趣的是，《當代》創刊號人物是法國思想家傅柯，《島嶼邊緣》創刊號是義大利左翼知識份子葛蘭西。顯然，那個時代，人們仍然借用西方左翼思想作為批判的武器。
在那個黎明乍現的新時代，台灣出現一種新的文類：「文化評論」。和過往意見性的評論性文章不同，這類文化評論更以學術性理論（尤其是左翼批判理論或者文化研究理論）為基底，去揭開政治、文化或社會關係背後的權力機制與意識型態。這些文章的戰場除了上述那些雜誌，也會在部分報紙版面如當時屬於新銳力量的《自立早報》。
於是，一個新銳作者楊照把他的評論結集叫做《流離觀點》，另一位在學院任教但經常在媒體上寫文化評論的學者傅大為結集出書叫做《基進筆記》。這是那個時代的姿態：邊緣、游離、激進、反體制。
這些文化評論成為青春的我進入知識迷宮、認識劇烈變動的台灣的重要大門。
作為一個知識青年╱文藝青年，我們當然也想對世界吶喊，因此在社團搞起自己的刊物，在上面寫下我們剛學到的理論、裝進剛灌滿的激情：從抽象的民主理論，到學生運動的前景，到林強與王家衛。這份我們自己辦的校園刊物《萌芽》，僅此一期，卻為我打開寫作生涯的大門。
一九九五年我大學畢業，一位在《新新聞》工作的前輩約了我和一起搞《萌芽》的同學喝咖啡。《新新聞》週刊屬於解嚴期的時代產物，在一九八七年由幾位新聞界的重要人士（現在都是巨人）創辦，深入報導街頭運動和政治幕後，獲得了巨大的影響力。但是到九○年代中期，隨著禁忌越來越少，報紙資訊越來越多，週刊也越來越難和報紙競爭，《新新聞》因此遇到瓶頸，希望吸引年輕一代的讀者。
因為看到了我們在大學時代的刊物，他們邀請我們在這份當時最重要的新聞週刊上開一個年輕人看世界的專欄，名稱叫做「Ｘ世代說話」。於是，就在我開始讀政治學碩士研究生的第一年，一九九五年秋天，我開始了人生第一個媒體專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