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陳儀將二二八流血衝突事件上報南京國民政府時，蔣介石手上已有許多令他煩心與棘手的問題，在中國內地與其他邊陲地帶在華北和東北，國共雙方已兵戎相向；類似台灣二二八事件此類地方層級的官民流血衝突事件，從遙遠的新疆、內蒙古、西藏到西南的四川省境，層出不窮。（譬如在新疆省會烏魯木齊迪化），自2月上旬起，數百名當地維吾爾人開始圍攻省政府，要求國府當局給予少數民族更多自治權，新疆省政府如同台灣行政長官公署，迅即以電報將此狀況通報南京，正等候蔣介石裁示。在內蒙古地區，親共的內蒙人士已準備成立一個體制外不受國民政府節制的自治區，即使是該地區親國民政府的內蒙人，也起而要求蔣介石賦予他們更高的政治自主地位。在拉薩，自1947年初期起，西藏政府內部親漢派與親英獨立派兩派人馬即相互仇視，甚至發生武裝內戰衝突，部分蔣介石幕僚力主趁此時機進兵西藏，一舉拿回對西藏的控制，一份已擬定好的軍事行動方案，正靜靜地躺在蔣介石辦公桌上，等候最後批示。
因此，台灣境內發生動亂，又是一則蔣介石極不樂見的壞消息，使得原本已經為大陸上各邊疆地區發生動盪而焦頭爛額的南京政府，又多了一項頭痛問題。蔣介石對於陳儀的應變無方相當震怒，但也把這起動亂歸咎於台灣島民「遺忘祖國」；他在日記裡以坦率而帶有輕蔑的口吻寫道：「台民初附，久受日寇奴化、遺忘祖國，故皆畏威而不懷德也。」在他看來，若中央政府要在戰後新收復的邊疆地區內維持有效統治與秩序，具備一定程度的武力威嚇能力，仍是必要的。
事實上，當時蔣介石人在首都南京，第一時間絕無可能清楚研判台灣島內情勢嚴峻的程度，他除了完全倚賴陳儀與時任台灣警備總司令部參謀長柯遠芬等人的判斷與建議之外，其實沒有太多其他的選擇。3月2日，台籍菁英人士與民意代表等組成「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希望透過和陳儀政府談判，讓動亂儘早落幕，並達成台灣省政改革目的。3月7日，委員會成員向陳儀提出《三十二條改革議案》，要求改革政治制度、提高台灣省自治權限、廢除專賣、推動縣市長民選、消除官府貪汙腐敗、台人掌控軍警、撤銷警備司令部、非武裝集會結社自由等。隨著民意高漲沸騰，台灣民眾開始大膽地要求推動以「自治」為目的之政治改革。
就在前一天，對整個台灣情勢已失去耐心的陳儀，電請蔣介石以「肅奸」為名，儘速派兵前來台灣，協助恢復秩序。最初蔣介石並未同意陳儀所提綏靖方案，然而隨著國共內戰局勢惡化，鞏固台灣「後院」局勢不再繼續惡化，至關緊要，而決定出兵台灣，是當下所下的決定；蔣介石於3月8日日記裡如下一段話，充分展露此刻他的心情：「台灣暴動，形勢已擴張至全台各城市，嚴重已極，公俠陳儀未能及時報告，粉飾太平，及至禍延燎原，乃方求援，可痛。華北、延安，共匪禍正熾，又加此不測之變，苦心焦慮，不知所極。」
出兵平亂似乎成了此一關頭唯一能走的路；3月8日，國軍整編第21師、憲兵第4團與附屬部隊先後於基隆與高雄登岸，陳儀迅即宣布全台戒嚴，聲明「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為非法叛亂組織，國軍部隊開始在全島進行大規模武裝鎮壓，消滅反國民政府勢力，3月中旬，台灣各地秩序逐漸恢復。據統計，包括外省籍與台灣籍人士在內，有數千人甚至上萬人在此事件中遭到殺害或被捕入獄，眾多台籍二二八受害者與其家屬從此對國民黨政府乃至所有外省籍大陸人，懷有極深的怨恨。此一事件在1987年以前，一直是國民黨政府統治下台灣一個禁忌的話題，直到1990年代台灣民主化之後才真正解禁。此後，二二八事件的政治餘波繼續籠罩著台灣政局，至今仍未消散。
*作者為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教授，本文經授權轉載自遠足文化《意外的國度：蔣介石、美國、與近代台灣的形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