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顧本次公司法增訂之第一條第二項的條文內容，其中「守法義務」與「道德默化」（吾人把遵守倫理規範稱為公司須有自為道德默化的義務）被立法者認為將有助於公司善盡社會責任，除此之外，公司也得採取能促進「公共利益」的行為，諸如慈善捐贈等。凡此種種，都僅符合前揭學者見解關於公司社會責任的其一支柱（即社會責任會計），卻忽略了「資訊揭露義務」。無可否認的是，本次修法有望能讓台灣公司法搭上這股企業社會責任的國際潮流（或有利於國際組織對台灣營商環境的評比），但立法者仿佛過於躁進，妄圖把數個「當造用詞」納入成為法律規範文句，當回歸思考明文規範公司的「守法義務」是否有必要，難道就只有經法定程序註冊登記的公司才有「資格」去談「守法」？相反，其他不經此程序完成註冊的公司，難道就因此而脫免此「責任的外衣」？！其次，「道德默化」亦非得宜，蓋「道德」非屬純粹的法律概念，背後的色彩實「人治」多於「法治」。最後，「公共利益」無疑也應歸於「不確定法律概念」的一種。
本文在此，首要質疑的是「公共利益」的射程範圍為何？是依主管機關的主觀說抑或是依公司董事會的主觀說而定？還是客觀平衡社會上各方利益之混合主觀說？！綜合以上論點，再回到本文最初提出為何立法者不逕以修正「本法所稱公司，謂非以營利為目的…」等法條文字為已足？蓋因公司社會責任的內涵，誠如前揭學者的見解所言，尚難認為已有形象和具體的意象在內，莫不流於主流學者的各說各話，再說現行法強加於公司身上的法定義務不必然有十足效果。事實上，本文認為當初立法者僅需增加一「非」字為已足，讓條文能予法律實務工作者更為完足的詮釋空間，兼以判決來形成「公司社會責任」的內涵暨符合歐陸法系對條文演繹的期待，又能省去立法者用於「兼/共益公司法(章)」增訂與否之時間、腦力和不計數的成本。如此方才是相得益彰！
＊作者為中央研究院法律所研究助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