憲改不是政治利益的重分配遊戲，而是強化公民權利的新出發。我們需要憲政改革以創造權責相符的政府體制，不是在選擇那個體制最能夠符合特定政黨的利益，而是要讓行政權能夠適當運作、可以被監督究責。我們要求選制改革，不是為了讓那個特定政黨獲得最多席次，而是要讓立法權的代表性能夠更多元也更均衡。行政權與立法權這兩種權力，都要服務一個共同的目的：實現保障人民的權利。
憲改不能沒有新的權利憲章，因為我們必須確認，改造政府體制和選制的憲法共識，是為了要求政府保障哪些權利？公民團體在一九九零年代初期的憲改所推動的原住民、性別、勞動、障礙者、教育等權利入憲，最後僅成為非常有限的增修條文基本國策規定。二十餘年之後，在這波新興的憲改浪潮中，我們需要完成過去所做不到的，也要實現當前的臺灣所需要的，那就是：標舉實質平等與社會正義的新權利憲章！
新的權利憲章，必須標舉實質平等與社會正義
新興民主國家的憲法，往往以旨在實現實質平等與社會正義的權利憲章為特徵。例如，南非1996年的憲法保障人民有平等勞動待遇的權利、適宜居住的權利、包涵生育健康在內的健保等社會安全的權利。許多台灣社會公民所要求的正義，可以被表現為憲法上的權利；也藉由成為憲法上的權利，讓這些要求具有正當性、確認人民的權利認同。舉例來說，房價高漲製造越來越多的無殼蝸牛，巢運再起說明了公民對於居住不正義的強烈不滿，我們可以將這些不滿轉化為權利的憲法共識，在憲法上保障人民有適宜住居的權利。越多的社會不正義，需要越多憲法權利來回應。因此，新的權利憲章，必須擴大權利保障的範圍與類型，特別是必須納入有關社會正義的權利。
保障人權需要對抗政府的侵犯與歧視（例如採取許可制加上刑罰伺候的集會遊行管制、不准同性結婚），也要對抗私人的侵犯（例如因工廠倒閉的關廠工人、因為業者大規模洩漏甚至販售個資而受害的民眾），以及政府和私人的聯手侵犯（例如因為ETC而失業的高速公路收費員、土地遭受財團和政府掠奪的原住民）。人權之所以未能實現，也不盡然是因為政府「做了什麼事情」，還可能是因為政府「沒做什麼事情」。雇不起本勞也請不起外勞的長照需求者，她/他們的生存、健康與醫療權利之所以欠缺保障，是因為政府沒有提供或推動公共、普及、平價的照顧服務。因此，新的權利憲章不只要求政府和私人都不能侵犯人民的權利，還要求政府必須「採取積極措施」來保障權利的積極實現，也就是政府確保實質平等的義務。這也是為何在一些國家如南非的憲法中，會在權利憲章中明訂政府有義務要採取積極的措施保障這些權利的實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