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時回憶錄》於2018年出版，有助讀者瞭解余先生為人處世的一面。至於余先生的著作與論點，則是人人皆知，也限於篇幅，在此不能也不必重述。通讀全書，意猶未盡；就我而言總是期待余先生下一篇文章、下一本專書何時出現？這是閱讀絕少的經驗。
做為余先生的讀者，受益於他的論述邏輯、行文風格與開闊視野，自然不在話下。回想之前觀賞網路上余先生接受記者的採訪，再加上這次回憶錄，可以梳理兩條線索，基本上我想勾勒他一生持續的觀點有二：
第一，余先生是富於正義感的知識人。香港電台曾錄製「傑出華人系列」，畫面中的余先生在東京湯島聖堂（孔廟），面對記者訪問，說道：「我們重視的不是抽象的講公平、正義，我們希望富有正義感、公平感的人，這是東方教育所能提供的。」但讀者切勿誤會公平、正義理論，都應排擠至邊緣位置；余先生強調的「富有正義感、公平感」，正是社會亟須的核心價值，不能只停留在言說階段，換句話說是「坐而言不如起而行」。
網路上流傳壹週刊記者冼麗婷、攝影記者曾漢楝至普林斯頓採訪的影片，後來文字稿整理出來，余太太陳淑平則說：「他最重要還是sense of justice（正義感），是不是，那是學不了的？」，言外之意指的是余先生在年紀尚幼，即已展露正義感，意外竟成為鄉里熟知的人物。讀者若有興趣，可以進一步閱讀文字報導。訪談過程，氣氛輕鬆，余先生受訪時常常開懷大笑，又不時流露幽默話語，尤其與妻子互動，相當有意思。補充一點：他的學生王汎森的文章，則是追憶十一年前，大夥參訪內藤湖南的恭仁山莊，隨行記者提問，余先生回憶往事，隨口說道：「絕不容許任何人以權威欺負他人。」根據以上種種敘述，余先生正義感自小至今，已成為他的鮮明觀點了。
第二，余先生是轉益多師的學者。眾所皆知，余先生的老師是錢穆；後來到了美國，由楊聯陞教授指導。因此，中西學問都有十足進展，這是他的「師承」。但是，從余先生在新亞讀書階段，喜歡遍覽群書，不受限於某家某派學說，自然使他的「私淑」對象不斷延伸，這是他轉益多師的「內在理路」。余先生提及就讀美國哈佛大學時期，追隨基爾莫讀「文藝復興」，還有賽門的「羅馬史」、懷特的「歷史哲學」等，學術視野的擴展與思想蘊涵的深化完全是可想而知。
不用說，錢穆與楊聯陞兩位先生對他的影響最大；整體看來，我認為「師承」的好處在於規範做學問的範圍，且在亦師亦友的討論過程，有計劃、有目標前進，簡單來說，這是做學問的奠基工作。以此比喻，隨著奠基日趨穩固，要將房子蓋成什麼面貌，則是學者的自由選擇。確定的是必須吸收不同觀點，並能走出自己風格。因而，轉益多師是必要的，「私淑」緊接於「師承」之後。而且「私淑」的數量自然遠超過「師承」的兩位前輩。印象最深的是2014年出版的《論天人之際》，徵引當代相關著作，特別汲取西方當代最新學術資料，這也是在某種意義上，從學術「註腳」上轉益多師的表現。
＊作者為福建省莆田學院媽祖文化研究院助理教授。
